诗词爱情观 正确的爱情观( 三 )
到了元明清时代,出现了新型的、更适合市民阶层口味的文学样式——戏曲和小说,它们崛起并且逐渐繁盛,传统的诗词体裁则相形见小 。
爱情在戏曲小说中大放异彩,而在诗歌当中,除了元代散曲以它浅俗露骨的语言放肆地表现市俗化的爱情心理因而别有一番风味以外,元明清正统的的诗词中对爱情的描写则始终未脱前人,未能表现出自己的独特面目,唯一可以欣慰的是明代冯梦龙收集的江南民歌《山歌》和《桂枝儿》,用通俗文学的方式在表情方面比较突出,所以被后人称之为“明代一绝” 。
在先秦时期,当女子的天性还未被封,建,礼,教,严,重,束,缚,时,一切还能比较顺乎人性地自然发展,女子一旦爱了就毫无顾忌地向男子,求,爱,“摽有梅,其实七兮 。
求我庶士,迨其吉兮”(《召南·摽有梅》)而且在交往中也是大方而自信的:“子惠思我,褰裳涉溱 。
子不我思,岂无他人?” 《国风周南》中的《关雎》,描写了一个男子对一个女子由起初的“寤寐求之”的思慕,到求之不得“辗转反侧”,然后“琴瑟友之”亲近她,使她快乐,终于鼓乐娶之,宜其室家 。
在中国文学史上,爱情诗词作品可谓源远流长 。
知识分子有托儿女情、言君臣事的传统 。
晚唐五代时期形成花间词派,大写闺,情,而且绝大多数的作品堆砌华艳的词藻、铺锦列绣、雕章琢句,多写女子的容貌服饰体态,而较少触及她们的思想感情较深层次的内容,风格香艳绮靡,题材狭窄 。
如温庭筠的《菩萨蛮》“小山重叠金明灭,鬓云欲度香腮雪 。
懒起画蛾眉,弄妆梳洗迟,照花前后镜,花面交相映,新贴绣罗襦,双双金鹧鸪 。
”词中女子娇弱无力,让人怜爱,百无聊赖,慵懒多情 。
但这只是外部浅层次的描写,给人的感觉并不真实 。
翻开女子真正的爱情作品,这种感受就更为鲜明 。
到了汉未,在社,会,动,乱,礼崩乐坏的背景下,出于种种机缘,爱情诗歌的创作出现了“中兴”局面,从而出现了从汉未到南北朝爱情诗歌创作的第二次高潮 。
首先是民间创作如《上邪》:“上邪!我欲与君相知,长命无绝衰 。
山无陵,江水为竭 。
冬雷震震,夏雨雪,天地合,乃敢与君绝 。
”这首诗歌可以看做是汉末一个女子对爱情的呐喊和呼叫 。
在汉魏六朝乐府诗中,表现爱情婚姻的作品居多数,其中南朝乐府民歌几乎是清一色的爱情歌曲,典型的就是《子夜歌》、《子夜四时歌》,这些诗歌既继承了《诗经》的传统,又具有自己独特的风貌 。
其次是文人作品:汉未文人古诗,建安诗人,两晋诗人,南朝诗人都染指爱情诗作,而且大都受到民歌的影响 。
无论是民歌还是文人诗作,都表现出以下特点:首先是爱情诗所描写的内容和情感,从汉未到南朝呈现出由复杂到单纯的走向 。
《孔雀东南飞》和《西洲曲》最能说明这一点 。
与上述特点相伴相生的,便是从汉末到南朝的爱情诗越来越注重比兴手法的运用而不大喜欢“直陈其事”了,他们特别注意景物描写、环境描写和人物体态服饰的刻划,使用谐音、双关、暗示、象征的手法,这既与当时社会风气日渐侈靡、审美趣味日渐细腻有关,也与南方的地域文化有关 。
这种内容和艺术手法上的改变最终导致了这个时代爱情诗风格的变化 。
“诗缘情而绮靡”,陆机的概括极为正确 。
他们好用色泽浓艳的语言津津有味地去倾诉爱的寂寞和苦闷,特别注重辞藻的繁饰和声律的和谐,特别赏心悦目于女子的容貌美 。
因此与《诗经》质朴健朗的美相比,这个时期的诗浮艳柔弱而含蓄 。
这实际上是受到屈原的影响,最终走上了齐梁宫体诗浮靡甚至色情的道路 。
陈子昂与初唐四杰标榜汉魏风骨,反对华靡浮艳诗风,诗坛开始出现真正的唐代气象 。
张若虚的《春江花月夜》正是把爱情诗从宫廷乐户带向市井民间的代表作品 。
在张若虚笔下,爱情意识与更为深广的字宙意识融为一体 。
他尽情讴歌了宇宙自然的壮美和生命青春的短暂,从而突出显示了人间真挚爱情的弥足珍贵 。
因而爱情诗歌终于摆脱了痴男怨女只会卿卿我我的“小家子气”而具有了“大家风范” 。
它预示了盛唐气象的到来 。
与其它题材的诗歌相比,盛唐爱情诗似乎并不那么引人注目,但盛唐仍不乏优秀的爱情诗篇 。
赠内诗、宫怨诗、离妇诗、产生于安史之乱中的弃妇诗和别离相思诗都是盛唐诗人的薪的开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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