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缘的诗词 佛缘重的人有啥症状( 三 )


阑干倚处,待得月华生 。
燕子飞来窥画栋,玉钩垂下帘旌 。
凉波不动簟纹平 。
水精双枕,畔有堕钗横 。
念奴娇 ·姜夔 闹红一舸,记来时尝与鸳鸯为侣 。
三十六陂人未到,水佩风裳无数 。
翠叶吹凉,玉容销酒,更洒菰蒲雨 。
嫣然摇动, 冷香飞上诗句 。
日暮,青盖亭亭,情人不见,争忍凌波去?只恐舞衣寒易落,愁入西风南浦 。
高柳垂阴,老鱼吹浪, 留我花间住 。
田田多少,几回沙际归路 。
燕归梁·风莲 ·蒋捷 我梦唐宫春昼迟,正舞到,曳裾时 。
翠云队仗绛霞衣,漫腾腾,手双垂 。
忽然急鼓催将起,似彩凤,乱惊飞 。
梦回不见万琼妃,见荷花,被风吹 。
临江仙 ·叶梦得 不见跳鱼翻曲港,湖边特地经过 。
萧萧疏风乱雨荷 。
微云吹尽散,明月堕平波 。
白酒一杯还径醉,归来散发婆娑 。
无人能唱采菱歌 。
小轩枕簟,檐影挂星河 。
苏幕遮 ·周邦彦 燎沈香,消溽暑 。
鸟雀呼晴,侵晓窥檐语 。
叶上初阳干宿雨 。
水面清圆,一一风荷举 。
故乡遥,何日去?家住吴门, 久作长安旅 。
五月渔郎相忆否?小楫轻舟,梦入芙蓉浦 。
满庭芳 ·黄庭坚 修水浓清,新条淡绿,翠光交映虚亭 。
锦鸳霜鹭,荷径拾幽萍 。
香渡栏干屈曲红妆映、薄绮疏棂 。
风清夜,横塘月满,水净见移星 。
堪听,微雨过,姗藻荇,便移转胡床,湘簟方屏 。
练霭鳞云旋满,声不断、檐响风铃 。
重开宴,瑶池雪满,山露佛头青 。
甘草子 ·柳永 秋暮,乱洒衰荷,颗颗真珠雨 。
雨过月华生,冷彻鸳鸯浦 。
池上凭阑愁无侣,奈此个单栖情绪!却傍金笼共鹦鹉,念粉郎言语 。
这几首是宋朝有名的几位大词人的作品
【有关描述善心善举的诗词句】作业帮古代中国的慈善,无论是官方的慈善还是非官方的慈善,施善主体各有其特有的慈善动机,它们是善心的特殊体现,既是慈善义举(善举)的精神根源,又是慈善行为延续的保证. 作为官方的慈善形式,施善主体为国家政府,其慈善动力源于“民为邦本”的仁政理念,以安定社会为目的.西周即以“敬德保民”为其执政宗旨,所谓“惠及庶民”、“惠鲜鳏寡”等惠民、保民手段,其目的在于平息民怨、天下安宁.所谓“民为邦本,本固邦宁”即是此义.此种思想为儒家所承继.孔子推崇“仁”德,其中就有“惠民”举措.孟子推崇“仁政”,认为“三代之得天下也以仁”,所谓“仁政”即“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如此“治天下可运之于掌上”;反之,“不以仁政不能平治天下”.何以如此,乃是行“仁政”关系到能否得民心.“得民心者得天下”,用孟子的话就是“桀纣之失天下也,失其民也;失其民也,失其心也.得天下有道:得其民,斯得天下矣;得其民有道:得其心,斯得民矣”.⑨孟子甚至进一步得出:“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是故得乎丘民而为天子.”⑩这是“民为邦本”的极致表达.儒家所推崇的“大同之世”理想,就包含有“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11)的慈善内容.历代统治者在灾荒之年注重救济灾民,扶危济困,建立“社仓”、“义仓”以稳定粮食市场,帮助灾民度过灾年,前文所述种种官方慈善形式无不出乎“民为邦本”和“行仁政”的考虑. 民间慈善形式主要有非宗教和宗教两种类型.前者主要是以亲缘、族缘、乡缘为纽带的人际亲情.譬如范仲淹创设的义庄制度就是典型的中国传统家族慈善形式,其慈善惠及的范围主要限于范氏家族内的族人.明清以后,民间慈善发展到以绅商为主体成立各种民间慈善组织,慈善所及范围已有突破亲缘和族缘等人际亲情的模式,更多是基于“民胞物与,天下一家”的观念,慈善救济对象大有扩张.这种民间慈善的动力根源是儒家“仁者,爱人”的观念及其延伸,所谓“亲亲而仁民”或“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的推己及人观念即为此.其内在动力是“恻隐之心”,即“不忍人之心”.孟子认为“人皆有不忍人之心”,这种“不忍人之心”是“仁之端”,乃出于人心自然流露,全无任何功利意识.它是一种纯粹的对于人之同类命运的同情关怀,其行为所发亦是自然而然,全无功利念头. 宗教类型的民间慈善形式,佛教和道教都有相当的影响,佛教尤甚.佛教的布施慈善、普度众生是基于众生皆有佛性的“佛缘”.民间的亲缘(包括族缘、乡缘、)和佛教的佛缘的对象在空间上不同,佛教的佛缘是天下众生,是普遍的;而亲缘是特殊的.在中国古代,这两种“缘”相互补充,因而既可以救济族内的贫困者,也可以救济陌生人、路人.可以说,基于亲缘和佛缘的道德意识是中国古代民间慈善的基本动力机制. 佛教慈善的动力源于佛教的“因果报应”和“业报轮回”,一个人的祸福果报是由他本人的“业”的染净、善恶决定的.《妙法圣念处经》卷一说:“业果善不善,所作受决定;自作自缠缚,如蚕等无异.”按照佛教理论,行善业,得善报,即佛教所谓善得福报的“福田”观念.《大正藏经》八十五卷《像法诀疑经》说:“我于处处经中说布施者,欲令出家在家人修慈悲心,布施贫穷孤老乃至饿狗,我诸弟子,不解我意,专施敬田,敬田者即是佛法僧宝,悲田者贫穷孤老乃至蚁子,此二种田悲田最胜.”行不善业,得恶报,来世堕入畜牲、饿鬼道,下地狱受尽煎熬.这种观念与中国传统中的“天”具有赏善罚恶的意志结合,如《尚书·商书·伊训篇》所言:“惟上帝无常,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进而得出如下结论:“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12)也即所谓“福因慈善得,祸向奸巧来”.“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与佛教的“因果报应”相结合,就成为中国传统慈善文化非常重要的动力机制.道教亦有类似的积善修德和因果报应相结合的思想,主张行善成仙.葛洪的观点具有代表性,他说:“欲求长生者,必欲积善立功,慈心于物,恕己及人,仁逮昆虫,乐人之言,愍人之苦,赈人之急,救人之穷,手不伤生,口不劝祸,见人之得如己之得,见人之失如己之失……如此乃为有德,受福于天,所作必成,求仙可冀也.”行善成仙甚至具体到行善数量与成仙级别挂钩.“人欲地仙,当立三百善;欲天仙,当立千二百善”;且须连续立善,如成天仙,“若有千一百九十九善,而忽复中行一恶,则尽失千善,乃复更起善数耳”,“积善未满,虽服仙药,亦无益也”.(13)无论是佛教的善恶因果报应观念,还是道教的行善成仙的诱导,事实上都成为宗教慈善的内在动力机制. 客观地说,宗教的慈善动机似乎并非那么纯粹,要么出于修行,要么为了成仙.但慈善行为本身却并非希望受惠者回报于己.就此而言,此种慈善动机并非主体现实的功利目的,而是源自对超验力量的敬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