带有最字的诗词( 五 ) 松滋稻谷溪诗词

在刘禹锡的诗歌创作中，最为人称道和推崇的是他的咏史怀古诗。
“这些诗语言平易简洁，意象精当新颖，在古今相接的大跨度时空中，缓缓注入诗人源于苦难而又沉潜凝聚了的悲情，使得作品具有一种沉思历史和人生的沧桑感、隽永感。
”（袁行霈主编《中国文学史》第二卷）确实如此，我们在阅读其咏史怀古诗的时候，真切地感受到了这一点。
比如《西塞山怀古》这首诗即以其老成的笔触，深沉的怀古诗情，精湛的艺术张力，赢得了人们的称颂。
诗人的创作情形是这样的：唐穆宗长庆四年（公元八二四年）七八月，刘禹锡由夔州任调和州任，沿江东下，在经过湖北大冶附近的西塞山时，抚今追昔，感慨万千，写下了这首动人心魄的《西塞山怀古》。
《西塞山怀古》在我们面前展示的是一幅历史的画卷，诗人用诗歌这一高度概括、精炼的语言来诉说和评价历史，把特定的历史情节和山川形胜的自然背景和谐地组合在一起，并将秋色不露痕迹地涂抹在画面上，造成了含蓄蕴藉的艺术境界，使读者体会到了历史家的严峻，政治家的敏锐，哲学家的深邃，文学家的伤感。
诗歌在深沉的怀古诗情之中，寄寓诗人对国家命运前途的深切忧虑，体现了诗人圆熟的艺术张力，不愧是一首杰出的诗章。
“王浚楼船下益州，金陵王气黯然收”所说的史实是：距刘禹锡写《西塞山怀古》五百四十四年前，即公元二七九年，西晋武帝司马炎为完成统一大业，下令伐吴，在东起滁州（安徽滁县）西至益州（四川成都）的广阔战线上，以贾充为大都督，组织了数路大军，向吴主孙皓发起了全面的进攻。
处于战线最西端的龙骧将军王浚，受诏先于益州造战船，“作大船连舫，方百二十步，受二千余人。
以木为城，起楼橹，开四出门，其上皆得驰马来往”，史称“舟楫之盛，自古未有”① 。
王浚于公元二八○年正月从成都出发，沿长江向孙皓的首府金陵挺进，并于同年三月在石头城上接受孙皓的投降。
这次战争历时五个月，兵将之众多，战区之广阔，战役之复杂，实为罕见。
但在广阔的背景和纷繁的历史素材中，作者仅选择了“王浚楼船”和吴主孙皓的投降地金陵城两个镜头。
金陵“王气”之说由来已久。
秦始皇曾经说过“东南有天子气②”后来的北朝诗人庾信在《哀江南赋》序中也曾经说过“江表王气”一类的话。
刘禹锡在《台城怀古》序中也用“王气”来指代封建金陵的六朝封建政权，云：“清江悠悠王气沉，六朝遗事何处寻。
”《西塞山怀古》诗中的“王气”，自然专指孙皓的政权。
“黯然”一词，本来是指人的神情，这里借以描述孙皓政权在王浚楼船的攻击下，群龙无首、惊慌失措的情形，极言孙皓失败之惨，灭亡之速。
“收”字又和上句的“楼船下益州”的“下”字形成连续性的对照，彼一“下”，此即“收”；一个“下”字，凸现王浚楼船顺江东下、势不可挡的气势，一个“收”字，则概括了孙皓腐朽政权分崩离析、兵败山倒的颓势。
《西塞山怀古》历史画卷上的第二个情节是：“千寻铁锁沉江底，一片降幡出石头。
”尽管历史书上说王浚的军队“自发蜀，兵不血刃，攻无坚城，夏口、武昌，无相支抗”③，但实际上，吴人还是进行过多次反抗。
王浚就曾战丹杨（湖北秭归），克西陵，占荆门、夷道（湖北宜都），攻乐乡（湖北松滋），身经数战。
不过，这些纷繁复杂的战争素材，都被刘禹锡略去了。
为了突出“黯然收”的实际效果，诗人只选择了被王浚用火炬、麻油烧融沉江的铁锁和孙皓的一面降旗，而且在“铁锁”和“降幡”两个诗歌意象中，更以貌似坚实的“千寻铁锁”来衬托“降幡出石头”的情节，这自然是精心提炼的结果。
从构思的角度看，这两句是“金陵王气黯然收”的具体化、形象化。
“幡”即旗，不言旗而言“幡”，寓贬意。
“千寻铁锁”是吴人于江险碛要处设置的障碍，表明孙皓的反抗。
就孙皓而言，兵非不多，将非不广，地非不险，城非不固，但由于他内政不修，荒淫误国，“或剥人之面，或凿人之眼”，“是以上下离心，莫为皓尽力”④，所以“铁锁沉”而“降幡出” 。
历史学家说孙皓“积恶已极，不复堪命”⑤ 。
可见“铁锁沉”而“降幡出”是历史的必然。
一“沉”一“出”，不仅见其失败与灭亡之关连，含蕴了深刻的历史教训，并且也为下联的“人世几回伤往事，山形依旧枕寒流”作了铺垫和准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