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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马上得之，宁可以马上治之乎？”这也是历代不易的道理，随着岁月的流逝，文治在与武功此消彼长的竞争中渐渐占据优势。
建文四年（1402）六月，靖难之役终于分出胜负，朱棣夺权成功，荣登宝座。登基后的朱棣发现虽然从龙之臣众多，但多是龙精虎猛的武将。这存在两点难处，一是难以适应国家治理的需要，二是难以实现收拾人心的工作，因而必须任用文官。起初朱棣是想用建文旧臣，但方孝孺这样的名流拒绝与新朝合作，只能退而求其次。
在这年八月，朱棣亲自圈选侍读解缙、编修黄淮入直文渊阁;九月圈选侍读胡广、修撰杨荣、编修杨士奇、检讨金幼孜、胡俨入直，并参与决策事务。至此，永乐七人内阁形成。
与后世阁臣由外朝大臣推举不一样，这次的入阁完全是依照朱棣个人的感情为自己选配的秘书班子。
可以发现，七位阁臣的命运与永乐时期的政治结构高度相关，进而对历史产生深远的影响。朱棣在南京登基后，北部边疆问题始终没法解决，尤其是永乐七年丘福北征漠北失败后，整个北部边防形势迅速恶化，当时在北京的朝鲜使者记载“鞑靼军去北京不远”，“王师畏鞑靼，尽入城堡”，可见形势之紧张。为此，朱棣率大军常年驻屯北京，太子以监国身份在南京处理国家政务，形成了“皇帝主军，太子主政”的格局。其中阁臣杨荣、金幼孜、胡广常年随从朱棣，“扈从行营，赞襄军务”，获得恩宠独多，始终受重用，只是胡广在永乐十六年病逝;杨士奇、黄淮、解缙多随太子处理政务，黄淮和杨士奇辅佐皇太子监国。君王与太子的矛盾如君相矛盾一样，也是历史发展的重要矛盾，因此三人命运多舛。也正是这一结构，无论政局向哪发展，总有阁臣会成为股肱之臣，内阁成了一个基本的制度。
阁臣入直的主要内容是预机务：一是当顾问，了解机务信息，参与核心机密的最初咨询，做好参谋助手;二是做秘书，作为“代言之司”，代皇帝起草文书材料。从这种情形可以看出，内阁实际上起着一种皇帝智囊团即天子幕僚的作用。杨士奇的叙述大致勾勒出阁臣工作的基本情形与强度，很像皇帝的政策研究室，负责给皇帝草拟材料，充当参谋助手。成祖也是同样的认识，他对杨荣说：“天下事朕与若等共计之，非若六卿只分理也。”将“共计”与“分理”作为区分內阁与六部职能的重要依据，可谓一语中的。“分理”负责执行天子命令，而“共计”则兼有顾问与辅助决策的功能。
当然，永乐朝内阁制得到了很大的发展，但皇帝秘书班子的基本属性还是不可能改变的。内阁没有管辖政府部门的权限，各部门上奏也是直达御前，且当时“章疏多出宸断” 。时人评价为“永乐、洪熙二朝，每召内阁造膝密议，人不得与闻，虽依毗之意甚专，然批答出自御笔，未尝委之他人也。”永乐十七年，杨荣给皇帝建言军、政、法司诸多部门存在的弊端，朱棣看后很满意，评价非常之高，称赞其抓住了当下的制度弊病。话锋一转，“你是我的心腹之臣，如果直接进言，会让群臣觉得亲信政治，猜疑决策，不如秘密让御史代言，这样就完善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