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物学家|4岁跻身于世界顶尖生物学家( 二 )

“（这项技术）改变了我们做科学的方式” ，麻省理工学院的生物学家菲利普夏普（Phillip Sharp）评论道，他是1993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得主。
这项基因编辑工具非常强大，对环境和人类将会有巨大的影响，世界各地的科学组织将于下个月（12月）召开一个全球论坛，起草一份“负责任”地使用该技术的指南。
张锋是麻省剑桥博德研究所（Broad Institute）最年轻的实验室主任。博德研究所是一个高水平的基因组学研究中心，隶属于麻省理工学院和哈佛大学。张锋是该机构八位核心成员之一。他的许多博士后和研究生都比他还年长。他总是带着微笑，经常脚步轻快地走进所长埃里克兰德（Eric Lander）办公室，展示他最新的“炫酷”数据。
在CRISPR技术发展过程中，张锋的贡献究竟有多大还是一场激烈的专利争夺战的焦点，如果张锋和博德研究所胜出，他会成为麻省理工学院最富有的科学家或企业家之一。这是张锋在爱荷华州的童年时期从没有想象过的未来。刚从中国来到美国，他的母亲起初靠干一些粗活，比如在一个汽车旅馆做保洁来养家糊口——尽管她是一位计算机工程师。张锋的父亲是中国某科技大学的一位行政人员，有几年的时间并没有和他们一起在美国生活。
感谢一个最平凡的经历，因为一场电影，张锋的人生从此开始改变。

生命可能被编程

在得梅因，中学的生物课还停留在解剖泡在福尔马林里的青蛙的阶段。而张锋却幸运地参加了一个分子生物学的“周六提高计划” 。那里的指导老师很聪明，他们发现，让一群孩子全心投入的一个明智选择就是给他们看电影《侏罗纪公园》。
“我的父母都是搞计算机科学的，所以我对编程一直很感兴趣。”张锋回忆说。这部1993年的电影，讲述了狂妄自大的研究人员将恐龙与青蛙的DNA混合，将已经灭绝的爬行动物带到现实中， “让我明白生物学也可以是一个可编程的系统” 。
一颗种子就此在张锋的心里种下。他意识到，一个有机体的遗传指令可以被改写，由此改变它的特性，就像父母编写计算机代码一样。
1995年，张锋得到了第一个对活体生物DNA进行编程的机会，他那时是西奥多罗斯福高中（Theodore Roosevelt High School）二年级的学生。学校当时有一个“天才学生项目” ，负责老师问张锋是否愿意课后去学校附近的卫理公会医院一个基因治疗实验室当志愿者。“我说，这太棒了！” 张锋回忆说。虽然那时他关于现代生物学的知识几乎“为零” ，但实验室主任约翰?利维（John Levy）博士并不介意他是个“小白” 。
每天下午，利维博士会坐在他的休息室，一边喝茶一边在白板上板书，解释有关分子生物学的一些概念。张锋很快就学会了关键技术，并在他的热身项目中取得成功：使用病毒将水母中的绿色荧光蛋白基因移动到人的黑色素瘤细胞中，而绿色荧光蛋白是可以在黑暗中发出荧光的。
这虽然不是复活恐龙，但张锋已经编辑一个物种的细胞，使其能够表达另外一个物种的基因，细胞中散发出的奇异的绿色荧光就是明证。“它们亮了！”即百思特网使在20年后，张锋还记得当时激动的心情。
这一年剩下的时间里，张锋研究荧光蛋白能否保护DNA免受紫外辐射的伤害，这种荧光蛋白能够吸收可能致癌的紫外辐射。他发现荧光蛋白可以做到，这一实验成为张锋参加爱荷华州科学展览的项目，吸引了很多“像我这样的孩子” ，张锋回忆道， “我们都是怪才（geeky）” 。
高三那年，张锋在利维的指导下使用病毒做了另外一个遗传学项目，这个项目让他于2000年获得英特尔科学天才奖（ Intel Science Talent Search ）三等奖，并获得5万美元的奖学金。
“这个项目让我滋生了治疗艾滋病的宏大想法。” 张锋说。这不是一个高中学生能够做到的事情，而且一个高中生也没有条件去推进荧光蛋白的工作，试验阻止紫外光能否预防黑色素瘤。但他在这个过程中学习到了宝贵的一课：有趣的科学发现往往得不出什么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