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诗歌写作指导的书有哪些？( 二 ) 怎样辅导作文

再好的想象，也必须去实践，再强烈的感情也要字斟句酌。
中学生朋友们，拿起你手中的笔，做一个生活的有心人，好好写诗吧，正如老一辈革命家陶铸所写的一句诗：“高歌唱出花千树”，为理想放歌，为青春放歌，为我们所处的美好时代放歌！

关于白居易的写作特点和写作特色。

白居易（772--846），字乐天，自号香山居士，是杜甫之后，唐朝的又一杰出的现实主义诗人，是唐代诗人中作品最多的一个。
他曾将自己的诗分为四类：讽谕、闲适、感伤、杂律。
他本人最得意，价值也最高的是他的讽谕诗。
他的讽谕诗主要包括了两方面的内容：一、广泛地反映人民的苦难。
这其中有同情农民的作品，如《杜陵叟》，也有哀叹妇女命运的悲歌，如《上阳白发人》、《后宫词》等。
二、深刻地揭露统治者的罪恶，如《卖炭翁》、《红绒毯》等。
诗歌主张和诗歌创作，以其对通俗性、写实性的突出强调和全力表现，在中国诗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
在《与元九书》中，他明确说：“仆志在兼济，行在独善。
奉而始终之则为道，言而发明之则为诗。
谓之讽谕诗，兼济之志也；谓之闲适诗，独善之义也。
”由此可以看出，在白居易自己所分的讽谕、闲适、感伤、杂律四类诗中，前二类体现着他 “奉而始终之”的兼济、独善之道，所以最受重视。
而他的诗歌主张，也主要是就早期的讽谕诗的创作而发的。
早在元和初所作《策林》中，白居易就表现出重写实、尚通俗、强调讽谕的倾向：“今褒贬之文无核实，则惩劝之道缺矣；美刺之诗不稽政，则补察之义废矣。
……俾辞赋合炯戒讽谕者，虽质虽野，采而奖之。
”（六十八《议文章》）诗的功能是惩恶劝善，补察时政，诗的手段是美刺褒贬，炯戒讽谕，所以他主张： “立采诗之官，开讽刺之道，察其得失之政，通其上下之情。
”（六十九《采诗》）他反对离开内容单纯地追求“宫律高”、“文字奇”，更反对齐梁以来“嘲风月、弄花草”的艳丽诗风。
在《新乐府序》中，他明确指出作诗的标准是：“其辞质而径，欲见之者易谕也；其言直而切，欲闻之者深诫也；其事核而实，使采之者传信也；其体顺而肆，可以播于乐章歌曲也。
”这里的“质而径”、“直而切”、 “核而实”、“顺而肆”，分别强调了语言须质朴通俗，议论须直白显露，写事须绝假纯真，形式须流利畅达，具有歌谣色彩。
也就是说，诗歌必须既写得真实可信，又浅显易懂，还便于入乐歌唱，才算达到了极致。
白居易对诗歌提出的上述要求，全部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补察时政。
所以他紧接着说：“总而言之，为君、为臣、为民、为物、为事而作，不为文而作也。
” （《新乐府序》）在《与元九书》中，他回顾早年的创作情形说：“自登朝来，年齿渐长，阅事渐多，每与人言，多询时务；每读书史，多求理道，始知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
”为时为事而作，首要的还是“为君”而作。
他也说：“但伤民病痛，不识时忌讳”（《伤唐衢二首》其二），并创作了大量反映民生疾苦的讽谕诗，但总体指向却是“唯歌生民病，愿得天子知”（《寄唐生》）。
因为只有将民情上达天听，皇帝开壅蔽、达人情，政治才会趋向休明。
由重写实、尚通俗、强调讽谕，到提倡为君为民而作，白居易提出了系统的诗歌理论，他的《秦中吟》、《新乐府》等讽谕诗便是在这一理论的指导下创作的。
这一理论以其突出的现实针对性和通俗化倾向，有可能使诗歌更接近于社会现实，以至于干预政治。
这一理论，是儒家传统诗论的直接继承，也是杜甫的写时事的创作道路的进一步发展。
从写时事这一点说，白居易与杜甫是相同的；但杜甫唯写所见所感，生民疾苦与一己遭遇之悲怆情怀融为一体，虽于写实中时时夹以议论，含讽谕之意，却并非以讽谕为出发点。
杜诗出之以情，白居易与杜甫之不同处，正在于他出之以理念，将“为君”而作视为诗歌的主要目的，从而极度突出了诗歌的现实功利色彩，将诗歌导入了狭窄的路途。
因过分重视诗的讽刺功用，从而将诗等同于谏书、奏章，使不少诗的形象性为讽刺性的说理、议论所取代。
因评诗标准过狭过严，导致历史上不符合此一标准的大量优秀作家、作品被排斥在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