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文皆取于沛县嵌壁石刻,所记同一事,何以相差如此之大再看民国初年编印的《沛县志》:
此记较为明晰 , 一是跋语、立石者乃父子关系,徐州人(宋代滕属徐州);二是跋语及立石者与明代李日华所记相符;三是民国初年石刻尚存其一 。那么,清韩崇所记何以无跋者,立石人亦有不同?莫非是宋刻画石因年久字迹磨泐所致吗?因未见原石及两跋文拓片,不敢妄推下去 。然而,李记题者“时敦”刻石,与《香幢记》署“时效书”相距仅14年,此二人或是一人,或是同辈也说不定 。一人 , “敦”“效”乃有一石刻漫漶鲁鱼亥豕之故;同辈,因二人姓名皆是二字、皆有“反文旁”而推之 。
画石跋文之“先生”,苏轼也;“山阳掾”,作者叔祖也,其叔祖或许就是“时同年”,即苏轼所赠诗画之人 。此画石跋文为考证“时同年”向前推进了一大步,但是仍给人留有问题:一是《宝铁斋金石文跋尾》说到此事,有“特无从考其名号官爵耳”之叹,以仍不知其名字、事迹为憾事 。二是民国初年,滕人生克昭先生编印的《滕县金石志》收入铁宝斋画竹石刻跋文,文后有胶西柯昌泗先生语:“此石自当在滕,不知何时流传邻境,遂得移置沛县书院也 。”滕人时氏所刻画石,为何嵌在沛县书院的墙壁上?
当代出土文物解答了第一个问题 。1988年秋,滕州南郊植物油厂院内出土一座宋代石室墓,有石刻《故时公墓志之铭》,志文974字 。文首是《宋故朝请大夫尚书屯田郎中知阆州军州事上护军借紫时公墓志铭并序》,“兵部外郎知制诰吴奎撰” 。正文说:
时旦翁卒于天禧辛酉(1021),葬于至和三年(1056),肯定不会与苏轼有交谊,但此人有“男三人”、“孙男五人”,其孙男“庆基、化基并举进士” , 这就与坡公“同年”有涉了 。
《六砚斋笔记》跋文:“先生与叔祖山阳掾 , 暨先大夫同榜雅契 。”昆仲“并举进士” , 看来时氏与坡公同年有二人,那么,谁是“山阳掾”呢?另有吴奎为时旦之子时舜举所写《时府君墓志铭》 , 其中记载,时化基做过“楚州司法参军”,而“楚州”(今江苏淮安)旧称“山阳”,据今滕州时氏族人考证,时化基先生就是苏轼赠与诗画的“时同年”;所谓“同年” , 乃是至和三年、嘉佑元年(1056)同年“乡贡进士” 。此考确否?未见他论 。以时旦翁葬于至和三年二月廿六日看,此时“乡贡进士”也未必考试 。当是时旦葬日并无墓志铭,其子时舜举去世后,两个墓志铭一并请吴奎撰写,如此 , “同年进士”云云可通 。
至于滕人石刻何时嵌壁于沛县书院,此事查阅古籍可以找到答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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