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有病，天知否读后感摘抄( 二 ) 人有病，天知否|读后感

《人有病，天知否》读后感(三)：庋架小品（三）：《人有病，天知否：1949年后中国文坛纪实》
陈徒手著，大三十二开平装本，人民文学出版社二零一一年一月第二版第一次印刷，印数一万册，系该社“人与岁月”系列之一种。
此书寒斋存有一册初版本，惜乎书室过乱，翻检不易，近期偏偏又对这段历史大感兴趣起来，只得于网上购得此册。作者在“再版后记”中有言：“此次本书再版，与出版社商量，补进了我这几年间写的几篇短文”，这其实指的应该是正文部分的后四篇，即：《浩然的历史场》《严文井口述中的中宣部、作协琐事》《林希翎女士》和《果戈理到中国也要有苦闷》，只可惜初版本不在手头，无法比照。未知其与出版社是如何“商量”的，然则在我看来，此四篇于全书来说，却多少有些蛇足之嫌。尝闻书友谓之笔法老到，此余也未敢认同，乃至怀疑，作者的文字、包括标点的使用等基本功是否过关。此外，此书写到的作家，只有俞平伯、沈从文、老舍、丁玲、赵树理、郭小川、汪曾祺、浩然等九人，诸君固是文坛翘楚，但是否能够代表和反映彼时文坛的整体情境，也还大有问题，倘若考察一下彼时几个掌控文学体制、权力的大腕，问题就很清楚了，故而认为此书的副标题却有些大而无当了，是否使用“管窥”一类的词会更恰当些？至少是可以商榷的。
鄙意，倘说此书记录了一些彼时文坛的史实，毋宁说它仅仅提供了一个可贵的文本，它的意义恰恰在于突破。
《人有病，天知否》读后感(四)：人有病，天知否？
陈徒手的《人有病，天知否》有一个副标题——1949年后中国文坛纪实。作者通过史料采集，走访健在的当事人（后者占得比重较大），编成了这么一部“口述历史” 。1949-1976，这个特殊的时间段，什么因素对文学影响最大，都心知肚明。
虽说早有思想准备，但是看的过程中，我还是被震惊了。一个是文革期间诸事之惨烈，这是后话。另一点是，原来在50年代就有这么多干预！包括所谓的“百花齐放”时期依旧有作家被打击。沈从文在49年就因为郭沫若的批评，被迫转去历史博物馆，从此一生永久与文学作别。这样想来，50年代在文艺界刮的这些“风”，未必不是文革清算的前兆。
老舍在文革初投湖自尽。建国后，他为北京人艺写了几十部戏剧，每一部都抱着极高的热忱，《红大院》两个星期就拿出了初稿。他不太跟的上政治动向，但是怀着对新时代的朴素的拥戴和热爱，他甚至会超前地将动向反映进剧本。建国之后的好作品，《茶馆》一部而已。老舍一直是我比较爱戴的一个人，读他的小说能感觉到，他在剖析透世间丑恶之后自己却还真诚地保留着温良，那股北京人的热乎劲儿还不散。但是，66年，文革来了，人艺对他避之不及，周恩来不再亲近他，“西纠”的红卫兵一斗之下，老舍先生的“热”被彻底浇灭。于是，他走向死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