含“去”字的诗句( 三 ) 今日绍兴诗词

元和四年（809），元稹奉使去东川。
白居易在长安，与他的弟弟白行简和李杓直（即诗题中的李十一）一同到曲江、慈恩寺春游，又到杓直家饮酒，席上忆念元稹，就写了这首诗。
这是一首即景生情、因事起意之作，以情深意真见长。
诗的首句，据当时参加游宴的白行简在他写的《三梦记》中记作“春来无计破春愁” ，照说应当是可靠的；但《白氏长庆集》中却作“花时同醉破春愁” 。
一首诗在传钞或刻印过程中会出现异文，而作者对自己的作品也会反复推敲，多次易稿。
就此诗来说，白行简所记可能是初稿的字句，《白氏长庆集》所录则是最后的定稿。
那么，诗人为什么要作这样的修改呢？在章法上，诗的首句是“起” ，次句是“承” ，第三句当是“转” 。
从首句与次句的关系看，把“春来无计”改为“花时同醉” ，就与“醉折花枝”句承接得更紧密，而在上下两句中， “花”字与“醉”字重复颠倒运用，更有相映成趣之妙。
再就首句与第三句的关系看， “春愁”原是“忆故人”的伏笔，但如果一开头就说“无计破春愁” ，到第三句将无法显示转折。
这样一改动，先说春愁已因花时同醉而破，再在第三句中用“忽忆”两字陡然一转，才见波澜起伏之美，从而跌出全篇的风神。
这首诗的特点是，即席拈来，不事雕琢，以极其朴素、极其浅显的语言，表达了极其深厚、极其真挚的情意。
而情意的表达，主要在篇末“计程今日到梁州”一句。
“计程”由上句“忽忆”来，是“忆”的深化。
故人相别，居者忆念行者时，随着忆念的深入，常会计算对方此时已否到达目的地或正在中途某地。
这里，诗人意念所到，深情所注，信手写出这一生活中的实意常情，给人以特别真实、特别亲切之感。
白居易对元稹行程的计算是很准确的。
当他写这首《醉忆元九》诗时，元稹正在梁州，而且写了一首《梁州梦》：“梦君同绕曲江头，也向慈恩院院游。
亭吏呼人排去马，忽惊身在古梁州。
”元稹对这首诗的说明是：“是夜宿汉川驿，梦与杓直、乐天同游曲江，兼入慈恩寺诸院，倏然而寤，则递乘及阶，邮吏已传呼报晓矣。
”巧的是，白居易诗中写的真事竟与元稹写的梦境两相吻合。
这件事，表面上有一层神秘色彩，其实是生活中完全可能出现的巧合，而这一巧合正是以元、白平日的友情为基础的。
唐代长安城东南的慈恩寺和曲江是当时游赏胜地。
而且，进士登科后，皇帝就在曲江赐宴；慈恩寺塔即雁塔，又是新进士题名之处。
元、白两人想必常到这两处共同游宴。
对元稹说来，当他在孤寂的旅途中怀念故人、追思昔游时，这两处长安名胜，不仅在日间会时时浮上他的心头，当然也会在夜间进入他的梦境。
由于这样一个梦原本来自对故人、对长安、对旧游的朝夕忆念，他也只是如实写来，未事渲染，而无限相思、一片真情已全在其中。
其情深意真，是可以与白诗比美的。
联系元稹的诗，更可见两人的交谊之笃，也更可见白居易的这首《忆元九》诗虽象是偶然动念，随笔成篇，却有其深厚真挚的感情基础。
如果把两人的诗合起来看：一写于长安，一写于梁州；一写居者之忆，一写行人之思；一写真事，一写梦境；诗中情事却如《本事诗》所说， “合若符契” 。
而且，两诗写于同一天，又用的是同一韵。
这是两情的异地交流和相互感应。
读者不仅从诗篇的艺术魅力，而且从它的感情内容得到了真和美的享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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