傳教士的詛咒读后感1000字( 三 ) 基督教|洞儿|传教士|教士|中国

《傳教士的詛咒》读后感(四)：寻求“本真”：基督教在中国的别样风景———评《传教士的诅咒：一个华北村庄的全球史（1640-2000）》
提到中国与基督教的关系，时人提到更多的不外乎两点。其一，自鸦片战争开始，凭借条约获得的威势与权力，基督教开始大规模传教，是帝国主义在华的代理人。其二，基督教文明与中华文化本源不同，基督教在中国是被动适应的过程，传教运动是失败的。沈艾娣（Henrietta Harrison)教授的新作《传教士的诅咒：一个华北村庄的全球史（1640-2000）》（通过对山西的一个内陆偏远村庄洞儿沟三百年历史的讲述，为我们提供了一种别样的风景：基督教与中国宗教文化本来有很多重合之处，而此地区的天主教习俗和本土民间宗教之间的差距，正是在后来几个世纪间慢慢扩大的。（序章，第5页）
全书共分为七章，每章以一个村民讲述的故事引入，描绘了洞儿沟因商业贸易从无到有、借近代诸多条约由边缘到中心的转变，透过洞儿沟在以鸦片战争、义和团运动、文化大革命等重大历史事件为代表的的历史洪流中的沉浮，折射出基督教在中国的命运。该书内容丰富，意蕴深刻，引人入胜，娓娓道来，并提出诸多睿见，对以往基督教范式研究提出了新的挑战。
1907年，法国神父莱昂.若利(Leon Joly)曾提出一个问题：为什么经过几百年的传教，皈依基督教的中国人仍然那么少？为什么传教运动在中国会失败？这奠定了中国基督教史的基调，形成了围绕“文化适应”（acculturation)为核心问题的研究范式，即外来宗教只有被本土文化吸收后才能扎根，逐渐具备本土文化的特征，基督教需要通过地方文化表达，也不应当强求本地皈依者接受外来风俗习惯。通过十年往返中国欧洲的调查、对五种语言材料的研究分析、档案及口述资料的整理收集，沈教授态度鲜明地提出“天主教本来就已融入中国社会，但此后与中国文化的差距慢慢扩大，因为一拨拨的力量努力扭转中国天主教的发展方向，使之越来越趋同于国际的天主教” 。（附录，第224页）她认为基督教和中国认同都不是僵化的，“不管中国文化还是全球化的基督教，两者都是多元的，也总在变动中” 。对于基督徒来说，“适应本土文化与融入国际教会，矛盾一直存在” 。（结语，第219、220页）“文化适应”只是在华基督教明清“礼仪之争”之际阶段性的特征，中国基督教众所真正关心的核心问题是如何真正地融入国际天主教会，是“寻求作为跨国机构一员的本真性（authenticity)”,是中国教众与全球性宗教基督教的联系。
十八世纪之初，传教士初到山西，政治经济上都处于弱势，生计、安全仰赖于晋商，他们拥护利玛窦传教策略，力图将基督教教义与儒家思想相融合，作为教众日常生活准则的“十诫”第一条即为孝敬父母。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基督教只是作为民间信仰的一种，基督教众依然可以敬神祈雨，跪拜祖宗。鸦片战争后，情况才发生改变，随着传教事业合法化，教会赞助资金源源不断，传教士地位逐步提高，摆脱了晋商的约束，主教权威得以确立。他们开始推行严厉的禁令，尤其是有关中式丧礼和祭祖问题，这使得基督教群体逐渐与外部群体隔离开来，既强化了教阶制度，密切了与世界的联系，也逐渐异于周围村庄，逐渐陌生化、排外性，并被迫卷入了义和团运动、文化大革命等巨大灾难之中。在洞儿沟300年的发展历程中，既有外来传教者和中国信仰者围绕教权、习俗、礼仪进行的一系列斗争与妥协，也有教众对于如何处理政治性的国家认同和宗教性的普世信仰问题的困惑与挣扎，无论“文化不相容”还是“帝国主义帮凶”，都是阶段特点，不是在华基督教的核心特征，中国基督教史研究既不应该站在外部立场，汲汲于论证因文化不相容而导致传教事业的失败，也不应固守于“革命史观”之下，以“帝国主义”一言以蔽之，东风与西方一直是交相呼应、互相影响的，对于洞儿沟的人来说，基督教只是生活的一种方式，文化的融合从来都是一种日常的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