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的历史意识》读后感摘抄( 二 ) 法华|历史|佛教|司马迁|中国

第三部分的六朝贵族制和中古共同体研究的讨论大多属于方法论性质的讨论，非小子所敢讨论，如有兴趣可以参看川胜先生的大著《六朝贵族制社会研究》
《中国人的历史意识》读后感(二)：中国人的历史意识：正《易传》，继《春秋》
论文集。书名取自是书第一章的最后一篇文章，第二章实际讨论道教和佛教，第三章分析六朝的贵族制和中国中世史研究，真正讨论中国人的历史意识的，就是第一章的四篇文章。以下主要就这四篇文章进行讨论。
开篇的《司马迁的历史观》，最早发表于20世纪70年代初，是为了回应类似下村寅太郎认为“《史记》只是一本对《春秋》以来的历史事件逐渐进行伦理批判的作品，且一般的史书至多不过添加了对于过往历史的政治伦理考察，作品中并未包含世界史理念或历史发展的思想”的学界看法。（p2，本文中未注明引述观点来源，不过下村寅太郎在《关于世界史的可能性依据》中声称：“最早有组织地记载历史的古典著作《史记》是包含史论的，是针对《春秋》以来的各个历史事件所进行的伦理批判。在此之后一般的中国史书……直至近代……不过是针对相应历史时期加以政治伦理考察而已。根本不存在世界史的理念或发展的思想。”参见日本哲学会《哲学》第18号第18页。足见川胜义雄这篇文章，实际上想回应的就是下村寅太郎的观点。）
川胜义雄勾出《史记》中“《春秋》者，礼义之大宗也”（《太史公自序》）和“天道，是邪非邪” （《伯夷列传》）两句话，尝试论述“礼义之大宗”，就是指构成人类世界的基本秩序原理；“道”的形而上学，构成了司马迁的思想根基。“道”与“礼”构成的关系问题，催生了司马迁世界史构想的基本意识结构。说实话，我觉得这一篇，能感受到作者身为一个日本学者对司马迁的钟爱，但文章的说服力并不强，大约也有篇幅限制的原因。因此后面进行了一些补充论述——第二篇发表于稍后的《亚洲调查月报》（社团法人亚洲调查会，1972年2月）将司马迁与公元前5世纪希腊的希罗多德横向比（拉）较（踩）；第三篇《天道，是邪非邪？》（朝日新闻社《中国文明选·史学论集》的“总论”及“后记”）和第四篇《中国人的历史意识》（《历史的东西》，研究社，1976年）提出司马迁所说“正《易传》”即存在论，“继《春秋》”即价值论，并进行了深入分析。到最后一篇，论述始显得完整。如果进行归纳总结，我认为这一篇，乃至这一章实际上讨论的是【伦理观念对史学的影响】，具体内容本文就不多详谈，请观是书。
最后谈两个问题：
其一，P34-37试图以杜预和刘知幾为例论述六朝到隋唐的史学趋势：“以‘春秋之义’为基础，与其他的‘道’之学——玄学、佛学——相抗衡，代表了儒家的立场。”“在这一时期确立的史学继承了《春秋》学的正统，比以礼学为中心的儒学更儒家。”姑且不讨论这一论断的正确与否，从思想史的角度说，举一例可以代表整个朝代的史学吗？一些接受史方面的工作恐怕是不可省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