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分流》读后感精选( 二 )


值得注意的是 , 《大分流》中强调了“内卷化”这一概念 。与我们今日流行的口头语“内卷”不同 , “内卷化”这一概念最早由黄宗智引入到“李约瑟之谜”的研究中 , 即“在高度人口压力之下 , 伴同商品化而形成的现象 。其核心内容在于以劳动边际报酬递减的代价换取农业生产的劳动密集化” 。这一概念提出也曾引发学界争议 。若以社会学来解释“内卷化” , 仍需要加入外部条件受限的因素 。同时内部在有限资源中不断精细化与复杂化 , 在这过程中 , 由于内部过于精细 , 致使系统形态本身获得刚性 , 因而不能单纯以劳动密集化、劳动力边际报酬的递减和社会财富生产的低效率等看作是“内卷化” 。“内卷化”拒绝创新 , 无法应对外部条件的限制而进行扩张 , 无法适应外部环境 , 无力推动相应的社会变革 , 因而被看作是发展停滞最明显的特征 。彭慕兰与黄宗智曾就书中提出的“内卷化”进行过争论 , 在仇鹿鸣看来 , 实际上双方在界定当时西欧经济发展水平时并没有达成一致的标准 , 他总结出一个重要的检验标准 , 即视乎当时国家/地区经济的发展是否足以抵消人口增长所带来的生态压力 。
提到国家/地区 , 自然也会注意到彭慕兰比较对象是否合理这一问题 。中国为一个国家 , 原则上应与英国相对应 , 而非欧洲;江南属于地区 , 与英国(国家)相比较——“国家”与“区域” , 代表独立与非独立行政运作的两个系统 , 前者得以主动调整或解决问题 , 后者存在被动与迟滞性 , 尽管去传统单位比较看似让人耳目一新 , 但今日再看 , 仍有商榷之处 。
《大分流》引起争议的另一点是引用文献与参考文献 。其研究欧洲史的学术经历自然对英国发展历史十分熟悉 , 尤其在引用与参考材料方面 。然而对于中国的考察 , 属于中国本身的历史文献在英文文献中寻得十分困难 。彭慕兰聪明之处在于其引用文献多是目前我们熟知的相关领域的学者之著作 , 试图借此为其论著做理论与材料上之支撑 , 但他当时站在西方研究中方又不深入的做法 , 值得我们今人引以为戒——跨学科 , 跨地域的研究 , 把握不好 , 容易使自己的研究陷入两边不逢源的尴尬境地 。当然 , 不可否认 , “大分流”其价值更在于它作为范式“不仅在经济增长理论研究中得到了充分的深挖和应用,更被活用于其他相关领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