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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小时候，一旦有合适的时机，我的母亲就会反复向我讲述村里那些人的事：至少在我听来，并非故事本身，而是那些短小的叙述，听起来就像“独一无二的事件”——用歌德的话来说。我母亲很可能和我的兄弟姐妹也描述过这些故事。但在我的记忆中，我永远是她唯一的听众。
母亲向我描述的事件，大多数都涉及她的直系或旁系亲属，而且主要人物几乎总是她两个兄弟中的一个，他们都在“二战”中“为光荣的土地而牺牲了” 。让我试着重述这些讲述中的两个片段，它们都很简单，但是对我选择成为作家具有决定性意义。
第一个段落讲述的是我母亲的弟弟，他是家里最小的孩子。故事发生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应该是1936年。那是秋天的一个晚上，破晓前——汉斯已经离家一个月了，他进入男生寄宿学校，在家西边四十公里外的城里——那农场被深沉的寂静笼罩，还有很久才会传来第一声公鸡报晓的啼叫。而这时，院子里传来扫地的声响。这个确实在打扫，而且将要继续打扫院子的人，就是这家的小儿子，他差不多还是个孩子。令他半夜从城里一路回到乡下的，是思乡的心情。顺带要说一句，他是个优秀的学生，很喜欢学习，但是刚入夜不久，他就从学校一楼的窗户爬了出来，沿着那时还没铺上沥青的公路，一口气走回了家。但是他并没有进屋——尽管门从来不锁——而是拿起扫帚，开始扫院子。在我母亲的讲述中，那天是一个星期六，而星期六的惯例是，必须打扫院子。他扫啊，扫啊，直到天已经渐渐亮了，家里有个人——在我想象中应该不是他的父母，而是他的姐姐——让他进了屋。他后来再也没回学校。他去了邻近的村子，做了学徒，学做木工。这个事件，经过一个自然的变形过程，可以说从我一开始写作，就在我的书里一再地自动浮现——我在叙事上的远行，一个人的征程。
第二个事件发生在1943年8月底或者9月初，我母亲的哥哥——家里最年长的儿子，从克里米亚前线回来休假几个星期。当他下了长途汽车，就碰见那个地区负责传送战场坏消息的人。这个人正要去村里，为我的家人带去消息，说小儿子在冻原上“为祖国英勇牺牲了” 。这位报信使者出乎意料地遇见了我们家族里的一员，于是觉得不必亲自去了，直接把通知单交给了这位休假的士兵。然后，这样的一幕发生了：格里高尔回到家，一阵欢笑迎接了他——我母亲年轻时非常善于表达喜悦——关于弟弟，那位在信里自称“冻原男孩”的死，格里高尔在整个休假期间都没对家里人提一个字。据母亲说，平时一直是“真正的恋家小孩”的格里高尔在休假时始终躲避着家宅、父母、姐妹，他选择日夜游荡，有时甚至彻夜不归，混迹于附近的村子。在那些地方，在熟人或者完全陌生的人面前，他双眼“都哭瞎了” 。唉！“他哭个不停。他一定一直在哭，从未停下。”直到最后一天，当他走到车站去坐车，要返回战场时，他才把阵亡通知单交给妹妹——唯一他允许给他送行的人。几个星期后，他也“被埋葬在异乡的泥土里，愿它轻轻将他覆盖”——阵亡通知上是这么写的，后来村子里墓地的纪念碑上也刻上了这段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