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朝历史的诗词文化( 五 ) 宋朝历史的诗词文化|南宋诗词

但是，上述词与士人的社会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基本脱节的状况，却在南渡初年得到了迅速的纠正。靖康之变的鼓，不仅改变了宋朝的国运，也迫使士大夫们不得不直面惨淡的人生。于是，爱国和忧政的情志变成一股洪流，奔泻到了他们所写的各体文学作品中。在这种情势下，词也莫能例外，它的“言志”功能得到了前所未见的开发和利用。因此，在那类抒写爱国忧政之情的词篇中，人们能清晰地感受到作者被社会责任感所激起的心跳和脉动。这种情况，首先可从岳飞谈起。当然，岳飞乃是一位抗金名将，人们自不能将他以“文人”视之，但是他所写下的爱国词篇，却颇能显示南渡初期词人们的共同心情和小词映现士人社会责任感与历史使命感的普遍情况。这里，且举其最有名的《满江红》为例：
怒发冲冠，凭栏处、潇潇雨歇。抬望眼，仰天长啸，壮怀激烈。三十功名尘与土，八千里路云和月。莫等闲白了少年头，空悲切。
靖康耻，犹未雪；臣子恨，何时灭？驾长车踏破，贺兰山缺。壮志饥餐胡虏肉，笑谈渴饮匈奴血。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阙。
词中最显慷慨激昂的句子是“靖康耻，犹未雪；臣子恨，何时灭”；而最能激励人心的句子，则又是“莫等闲白了少年头，空悲切” 。前者，写出了爱国志士们共同的复仇心理；后者，又表明了他们肩负复国重任而感发的迫切自勉心情。对此，且作简略分析：
俗语有云：“杀父之仇，不共戴天。”靖康之变的直接后果是金人竟把二位“君父”（徽、钦二帝）俘虏并押到了北方，对宋朝的臣子来说，难道还有比这更大的奇耻大辱吗？据史书记载：金兵将徽、钦二帝及宫妃们押上马车时，宫妃们曾在车内大声叱骂前来送行的宋臣道：“尔辈等任朝廷大臣，作坏国家至此，今日却令我辈塞金人意，尔等果何面目？”这些被骂的大臣们只好“回首缄默而已”（据徐梦莘《三朝北盟会编》卷七十八引《封氏编年》）。尽管岳飞等人对北宋的亡国并不负有任何责任，但作为在封建礼教的熏陶下成长起来的宋朝臣子，面对这场皇帝被掳的事变，心中当然会充满着蒙羞受耻的感觉，并进而反弹出报仇雪耻的强烈欲念。何况，金兵所到之处，屠我城池，戮我人民，使我大好河山变得尸积如山、血流成河（据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四记载：汴京在事变之前人口将近百万，而在金兵屠城之后，壮丁已不满千人，“东及沂、密，西至曹、濮、兖、郓，南至陈、蔡、汝、颍，北至河朔，皆被其害。杀人如刈麻，臭闻数百里。”），这越发激起了爱国之士对金国侵略者的深仇大恨。因此，岳词中的“靖康耻，犹未雪；臣子恨，何时灭”，是一种寓有切肤之痛和切齿之恨的热血沸腾之言，表现了当时所有爱国臣民共同的雪耻情结和复仇心理。而由此，更又激发了他以复国为己任的社会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这种复国的愿望，集中体现在词尾的“待从头收拾旧山河”一语之中；而完成此宏图的具体行动则又要“从我做起” 。因此他惟恐蹉跎光阴，尽力要把自己的分分秒秒都奉献给抗金复国的大业，这就感发了“莫等闲白了少年头，空悲切”的自勉自励之辞。所以这两句十一个字，可谓字字铿锵，掷地有声，既写出了自己丝毫不敢有所懈怠的心情，又可视为对先贤“天将降大任于斯人”的一种主动承担，表现出了非常自觉的社会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前人曾评此词曰：“胆量、意见、文章，悉无今古。”（沈际飞《草堂诗余正集》评语）又曰：“何等气概！何等志向！千载下读之，凛凛有生气也。‘莫等闲’二语，当为千古箴铭。”（唐圭璋先生《宋词三百首笺注》引清人陈廷焯语）人们所激赏于它们的，正是这种在晚唐五代以来的小词中久违了的以天下为己任的英雄气概和壮士志向。
尽管岳飞并不以词名世，但他词中所表现的情志却很能体现出当时的时代精神。我们试看，南宋所涌现的大量爱国词篇，其中就都充溢着与岳词相仿的两种思想感情：一是强烈的复仇情绪，一是以抗金复国为己任的社会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这两种思想感情又是互为因果的：一方面，复仇的情绪进一步激发了作者的责任感和使命感；另一方面，使命感和责任感在心，又必然使其复仇情绪显得更加昂扬。二者互动，令这类爱国词中直接融入了作者崇高的民族气节和人格力量，从而使它们成了全部唐宋词中“词品”最高的作品。因爱国词作众多，下文仅举三位词人的作品为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