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朝历史的诗词文化( 六 ) 宋朝历史的诗词文化|南宋诗词

第一位是张元干。他曾任李纲的行营属官，北宋末年即积极参加抗金斗争。南渡后因不屑与秦桧同朝为官，遂退居福州，并在胡铨因上书请斩秦桧等三人头而被贬途经福州时为他写下了声振词坛的《贺新郎·送胡邦衡待制》，端的是位铁骨铮铮的血性汉子。建炎三年（1129），金兵南侵，江北地区全部失守，词人愤作《石州慢》词，其中充塞着复仇的情绪。如其下片曰：“心折。长庚光怒，群盗纵横，逆胡猖獗。欲挽天河，一洗中原膏血。两宫何处？寒垣只隔长江，唾壶空击悲歌缺。万里想龙沙，泣孤臣吴越。”面对着金兵猖獗，生灵涂炭的痛苦现实，词人发愿要挽天河之水去冲刷干净敌寇杀戮中原人民的血污，这是一种多么悲愤的复仇心理啊！而在他所写的另一首词《水调歌头》中，又抒写了他虽老可仍不忘复国大任的壮志：“梦中原，挥老泪，遍南州。元龙湖海豪气，百尺卧高楼。短发霜粘两鬓，清夜倾盆一雨，喜听瓦鸣沟。犹有壮心在，付与百川流。”其时词人已入两鬓沾染霜华的老境，但他伤悼故国之念却未尝一日断绝，故而梦中时常飞回中原。而更加令人钦佩的则是，在那风雨交加的夜晚，他像陆游所写的“夜阑卧听风吹雨，铁马冰河入梦来”（《十一月四日风雨大作》）那样，依然深怀着抗金复国的宏愿——读着此词“犹有壮心在，付与百川流”的结句，我们分明感受到老词人的澎湃心潮正像百川归海那样狂奔猛泻。
第二位是辛弃疾。辛弃疾本可以成为一位大有作为的名将（或名相），可是南宋的苟安政策却偏生硬将他扭变成了一位“词人”，这真是一种莫大的悲哀。但是即使如此，辛弃疾仍然不忘自己对于国家和民族应尽的责任。早在他刚刚回归南宋、于建康任参议官的微职时，就曾这样自许道：“功名事，身未老，几时休？诗书万卷，致身须到古伊周。”（《水调歌头》）也就是说，立志要成为像上古伊尹、周公那样的治国雄才。而在其中年时期，则虽然屡遭挫折和打击，然仍始终未泯其抗金复国、建功立业的壮志雄心。他在赠陈亮的词中，发出过这样的壮语：“了却君王天下事，赢得生前身后名！”（《破阵子》）尽管这种愿望一时无法实现，但那种以天下事为己任的英雄气概却足以辉映千秋。到了晚年，词人虽已白发萧萧，心情也时而变得颓唐，可是却依旧企盼着能够请缨杀敌。在人们所熟知的登京口北固亭所作的两首词中，记录着他“烈士暮年，壮心不已”的强烈心声：“凭谁问，廉颇老矣，尚能饭否？”（《永遇乐》）“天下英雄谁敌手？曹刘。生子当如孙仲谋！”（《南乡子》）因此可以这样说，在辛弃疾的身上，集中体现着像屈原、谢安、贾谊、马援、刘琨、祖逖这样一类爱国忧民或曾为国家建立过功业者的精神品质和人格力量，同时还带有着像廉颇、李广、孙权、诸葛亮这样一类武将或精英人物的强悍和豪俊之气。而所有这些，又都凝聚成一股强大的精神力量，此即对于国家和民族的高度责任感。辛弃疾赠陈亮词云：“我最怜君中宵舞，道‘男儿到死心如铁’ 。看试手，补天裂。”（《贺新郎》）这既是转述陈亮的誓言，实际上也是他自己的“夫子自道” 。南宋遗民谢枋得在辛弃疾殁后六十年祭祀他时，犹闻“有疾声大呼于祠堂者，如人鸣其不平”（《祭辛稼轩先生墓记》）。这一带有神话色彩的记述，更使我们仿佛亲睹辛弃疾虽死犹在地下大呼“杀贼复国”的情景。所以，辛弃疾虽然最终未能成为一代中兴名将（或名相），但其《稼轩长短句》却已足以向人昭示了他一颗拳拳不忘祖国的赤诚之心。
第三位是陈亮。他是一位最为典型的“位卑未敢忘忧国”的爱国志士，一生未曾做官，却时时心怀复国建业的宏图大志。曾四向孝宗皇帝上书，纵论天下大势和恢复方略，耸动朝野，名噪一时。孝宗欲授以官，他大笑曰：“吾欲为社稷开数百年之基，宁用以博一官乎！”表现出了远大的人生志向和强烈进取的事业心。另外还可提到的则是其词学观：据他的友人叶适记述，陈亮每一词成，即自叹曰：“平生经济之怀，略已陈矣！”（《书龙川集后》）也就是说，他是把写词当作陈述其经邦济世之怀的举动来看待的，因此其词中十分鲜明地反映了他的政治主张和那种以复国为己任的高度责任感，大可与其政论奏章同读。如他在送章德茂使金的《水调歌头》中大声疾呼：“尧之都，舜之壤，禹之封，于中应有，一个半个耻臣戎！”意谓我泱泱中华，难道就没有一个半个耻于向金人称臣的人物？此言正同于《上孝宗皇帝第一书》中所说：“岂以堂堂中国而五十年之间无一豪杰之能自奋哉。”而其《贺新郎·寄辛幼安，和见怀韵》中所说的“父老长安今余几？后死无仇可雪，犹未燥、当时生发”，这也同于他在《中兴论》中所说的下列意思：“又况南渡已久，中原父老日以殂谢。生长于戎，岂知有我？”“昔宋文帝欲取河南故地，魏太武以为‘我自生发未燥，即知河南是我境土，安得为南朝故地’！故文帝既得而复失之。河北诸镇，终唐之世，以奉贼为忠义，狃于其习，而时被其恩，力与上国为敌，而不自知其为逆。过此以往，而不能恢复，则中原之民乌知我之为谁！纵有倍力，功未其半。”作者在其词中表达了这样一种忧虑，中原沦陷已久，若不趁早收复，则唯恐其子弟们会渐渐忘了自己是宋朝臣民的后裔，而这种看法，明显地是从其政论文中“移植”来的。所以，到了陈亮手中，词之“言志”功能简直已被开发到接近散文的境地，这虽在一定程度上损伤了词的艺术性，但从其思想性来看，则又上升到了前所少见的高度。在这些可以当作政论文来读的爱国词中，最使我们感到钦佩的，就是作者虽然身为一介书生，然却心系天下的高度责任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