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话详单可以查多久的|移动超过6个月的通话详单( 二 )

这个问题，表面是一个词语理解问题，本质上是一个价值权衡和选择问题。宪法条文中“通信秘密” ，就像一圆圈，解释时可大可小。如果认为保障法院的调查取证权更重要，那就划大一点，把通话纪录围进去，这是扩大解释；如果认为保护公民个人隐私更重要，那就划小一点，将通话纪录排除在圈外，这是缩小解释。
那么，究竟是该把这个圈划大更合理，还是划小更合理呢？对此，法院和通信公司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显然，我们既要保障法院的调查取证权，也要尊重通信公司和普通公民对自己个人隐私的合理关切，而判断的标准只能是：不能听专家的，也不是光听法院和通信公司的，而应该听司法实践的，应该听社会生活的，毕竟实践决定一切，实践决定了扩大解释和缩小解释的合理性。
宪法保障人民法院的独立审判权，调查取证权属于法院审判权的当然内容，公民的基本权利要受到国家司百思特网法权的限制，这在世界范围内都是通例。当前，随着法官素质的提高，案件数量的暴涨，权利人对公平正义的期待的加剧，应当对“通信秘密”作一定的限缩解释，将通话纪录排除在外。
在民事案件中，法院为了审理案件或者执行需要，可以适当限制公民的通信秘密，只要不是监听电话和调取通话内容，并不会对公民通信秘密和个人隐私构成太大威胁，涉案人员（尤其是作为老赖的失信被执行人）及其他第三人有容忍司法权适度介入的义务。
事实上，很多案件在审理过程中，如不调取当事人通话记录，有些关键的案件事实是查不清楚的。
比如，在利川法院处罚利川移动公司案件中，且不说移动公司将死者的通话记录作为隐私权保护的必要性有多大，如果不能调取通话纪录来查明死者是否存在重大过失这一关键案件事实，法院就很难公正裁判以维护各方当事人合法权益。这其间的价值衡量和取舍，想必是不言而喻的。
至于执行案件更是如此。在很多执行案件中，执行法官正是通过调取被执行人的通话纪录来获知其行踪和隐匿处，进而将其找到并顺利执结案件的。否则，如果不让调取，将会直接导致原本很多能够执结的案件执结不了。如果再看反向的司法实践，我们显然很少听到因法院滥权调取通话纪录而严重侵犯公民个人隐私的案例发生。
因此，在公民隐私权和法院调查取证权之间，两相权衡，我们选择倾向于后者，这是当下司法实践的迫切需要，也是每一个权益受到侵害的案件当事人热烈期盼！毕竟，明确法院对通话纪录的调查取证权，并非是法院为了私心扩权，说到底还是为了社会公众利益，是为了维护案件当事人尤其是申请执行人的合法权益。而司法实践正反两方面的案例，也直接印证了赋予法院对通话纪录调查取证权的合理性。
最后，我们也呼吁全国人大尽快出台立法解释，统一各方对宪法第40条的不同理解，以结束人民法院与通信企业就通信调查权已持续长达20年并将继续持续下去的争执，避免“屡犯屡罚、屡罚屡犯”不良循环在今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继续上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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