聂荣晴写的长征诗句耿飚彪简介

突破敌人第一、二、三道封锁线
一九三四年十月，历史上著名的长征开始了。
长征之前，一军团打完了温坊战斗，奉命回到瑞金待命。我和林彪提前一天赶到瑞金。周恩来同志找我们单独谈话，说明中央决定红军要作战略转移，要我们秘密做好准备，但目前又不能向下透露，也没有说明转移方向。转移之前，要一军团先到兴国抗击和迟滞周浑元纵队的进攻，以便掩护各路红军到预定地域集结。当时保密纪律很严，所以我们也没有多问。听说毛泽东同志这时候也从外地回到瑞金了，我提议去看看他，就和林彪一起去了。毛泽东同志见到我们很高兴，说：“你们为什么到这里来呀！”我说：“我们回来了，接受新任务来了。”毛泽东同志故意反问：“什么任务？”我回答说：“要转移。”当时称长征不叫长征，叫转移。因为并非预定了要走二万五千里，只是要先转移到湘西去，和二、六军团会师，以后再作计议。
当时，先遣队已提早出发了。七月份，寻淮洲、乐少华、粟裕等同志领导的红七军团组成了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早已首途北上。随后征赣东北与方志敏同志领导的红十军会合，组成红十军团，转战皖南地区。八月份，六军团从湘赣根据地出发，由任弼时和肖克、王震等同志率领，到湘西一带找二军团去了。
毛泽东同志听我们说到转移，就说：“你们知道了？”我说：“我们接受任务了。”
我们这次去见毛泽东同志本想打听一下转移去哪个方向，可是他就谈到这里，不往下谈了，却提议一同去看看瞿秋白同志办的一个图书馆。
毛泽东同志历来是很守纪律的。同时，那个时候他也在避嫌疑。因为一军团长期是由他直接领导和指挥的部队，他要防止教条宗派主义有怀疑他在暗中搞什么宗派活动。因此，没有达到我们想探问转移方向的目的。毛泽东同志这样注意守纪律，李德仍不断散布谣言，诬蔑攻击毛泽东同志搞宗派活动，一直到一九七六年他写的名为《中国纪事》的回忆录里面，仍然充满了这类无耻谰言。我所经历的事实，是对这类谰言的最好的回答。
辞别毛泽东同志以后，第二天我们就同部队一起离开瑞金，九月中旬末到达兴国以北的高兴圩，与原在那里的五军团一起阻击周浑元纵队三个师的进攻。敌人在这次进攻中火力特别猛烈，飞机、火炮轮番轰击，我军进行了英勇顽强的阻击，直到九月底他们才占领了高兴圩。以后敌人停止进攻进行筑堡。十月上旬我们与五军团换防，奉命到兴国东南的社富、岭背、宽田、梓山一线集中，十月十二日以前我全军团到达了预定的集中地域。
长征之前，洛甫同志在《红色中华》第二百三十九期上，发表了《一切为了苏维埃》的文章，提出了准备反攻的任务，这是我们进行公开动员公开准备总的根据。一九三四年十月十一日由军委主席朱德、副主席周思来署名，发布中央军委长征行动的命令。在此前后，总政治部由李富春代主任署名(因王稼祥同志第四次反“围剿”后负伤了)，也先后发布了几个政治动员令，我们根据这些命令，逐步将动员工作、准备工作具体化。出发前，军委又拨给我们两个补训团，一军团总兵力达一万九千八百多人。
一军团的部队，是十月十六日以后，先后离开端金以西的宽田、岭背等地，告别了根据地群众，跨过于都河走向了长征之途。过于都河，正当夕阳西下，我象许多红军指战员一样，心情非常激动，不断地回头，凝望中央根据地的山山水水，告别在河边送别的战友和乡亲们。这是我战斗了两年十个月的地方，亲眼看到中央根据地人民为中国革命作出了重大的牺牲和贡献，他们向红军输送了大批优秀儿女，红军战士大多来自江西和福建，根据地人民给了红军最大限度的物质上和精神上的鼓励和支持。想到这些，我不胜留恋。主力红军离开了，根据地人民和留下来的同志，一定会遭受敌人残酷的镇压和蹂躏，我又为他们的前途担忧。依依惜别，使我放慢了脚步，但“紧跟上！紧跟上！”由前面传来的这些低声呼唤，又使我迅速地走上新的征程。
行军时，三军团在右翼，其后有八军团；一军团在左翼，后面有九军团；从两翼掩护着中央纵队(第二纵队)和军委纵队(第一纵队)――当时为了保密，用红星纵队等代号，作甬道式的开进。第一纵队由叶剑英任司令员，第二纵队由罗迈(即李维汉同志)任司令员，邓发任政委。五军团担任殿后。
开始出发时，红星纵队真象大搬家的样子，把印刷票子和宣传品的机器，以及印就的宣传品，纸张和兵工机器等等“坛坛罐罐”都带上了。这就形成了一个很庞大很累赘的队伍。以后进入五岭山区小道，拥挤不堪，就更走不动了。有时每天才走十几里或二三十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