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湖大学成立|西湖大学多少分能上( 三 )

父亲去世后，母亲的身体也慢慢出现状况。当时，施一公在美国工作，想把母亲带到身边好好照顾。可是母亲到北京的美国使馆办签证时， 4次被拒签，最后一次是在2000年。这次母亲和签证官吵了起来：“如果不是我儿子请我去，我这辈子都不会跨进你美国一步。”在这种情况下，施一公与妻子商量，加入了美国国籍，把母亲也移民到美国。可是母亲在美国待了两年，很不习惯，又回到中国。施一公回国工作之后也把国籍换了回来。
早在1995年博士毕业时，施一公就有回国工作的打算。妻子说：“中国不缺你这一个博士，你回去能干啥？”施一公半开玩笑说：“至少我可以做3件事：去中学当英文老师或数学老师；如果中学不要我，说我没有做老师的资质，我可以去做导游，我喜欢旅游，我可以用中英文讲解；如果还不行，就开出租车。北京街头出租车司机喜欢跟乘客侃大山，多酷，多豪爽。”
后来，他还是在美国留了下来，希望“能走多远走多远，一直走到顶点再回国” 。2003年，他成为普林斯顿大学分子生物学系史上最年轻的正教授，年仅36岁；4年后，被授予普林斯顿大学最高级别教授职位——终身讲席教授。“普林斯顿大学是爱因斯坦生命最后22年度过的地方，风景秀丽，是神圣的学术殿堂。我拿到过哈佛大百思特网学的聘书，美国一大堆大学邀请我去做教授。但我去了这些学校，感到他们的环境很难与普林斯顿相比。如果纯做学术，我只会去普林斯顿大学。”
施一公在普林斯顿大学的实验室占了整整一层楼，是全系最大的，学校还资助他购买了500平方米的独栋别墅，还有1英亩的花园。但优厚的待遇并没能改变他惆怅的心情。

2017年9月，施一公在中央电视台《开讲啦》节目，分享他的成长经历和他对杰出人才的期望。
“在美国总的感觉是很安逸，如果你这辈子只希望安逸地做研究，可以不回国。但是如果你有另一种想法，就要重新考虑一下。我们这代人，经常会说起这样的感情：每次回国讲学交流或短期访问，飞机落地的一瞬间都特别激动，觉得今后几天会非常激动人心，看到中国的变化、发展，无论城市还是农村变化都很大，会很激动，但我只是一个旁观者。在美国，今天都可以预测到几十年后的生活：无非房子会再大一些，钱挣得再多一些，在学术界的名声再大一些。但在中国，生活的变化预测不到。”施一公说。
2006年5月，施一公回国参加中国生物物理学年会。其间，时任清华大学党委书记陈希找到他说：“清华急需人才，希望一公回国。”在与妻子商量后，施一公只用了一个晚上就接受了这个邀请，并于2007年全职回国。妻子暂时在美国打理后续杂事。回国后，施一公把感受告诉了妻子：“我在普林斯顿大学讲课时很尽责，那时我只是履行一份工作责任。现在讲课时，下面全是黄皮肤黑眼睛的中国人，感觉他们就像是自己的孩子，我恨不得将平生所学都教给他们。”听到这些，妻子觉得丈夫的决定是对的，也于2008年辞去世界500强公司的工作回国。
一时间，施一公成为新一代“海归”的代表人物。他说，回国的根本目的是育人。回国后不久，他就和北京大学的饶毅、陈十一等科学家联名起草了一份建议书，希望国家实施“国家教授计划” ，用特殊的方案和政策积极引进海外高层次人才。
“我们当时做过调研。以生命科学为例， 2007年，在美国34个州的研究型大学中，担任生命科学学科的助理教授、副教授或者教授的华人有2600人，其中教授超过800人。这个数字和1998年相比，增长了15—30倍。至少证明，中国在海外的人才资源是世界一流的。”施一公说， “恰好当时中央有关部门已经在着手研究和制定引进海外高层次人才的政策措施，我们的建议恰逢其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