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力主抗法兴办洋务，他襄助维新却守旧，他是难扭国运的中枢重臣( 四 )

1896—1897年，维新派在上海创刊《时务报》，梁启超主笔，汪康年为经理。张之洞以总督的名义，要湖北全省各州县购阅《时务报》，捐款千元，给予报纸以经济上的支持。后来，《时务报》发表了关于中国应争取民权的文章，使张之洞大不高兴。他授意屠仁守写了《辩辟韩书》，批判严复的《辟韩》一文，在《时务报》上发表。
陈宝箴任湖南巡抚后，湖南掀起了维新运动。他在湖南的新政，包括办厂、改革教育等，得到张之洞赞同。在张之洞的影响下，陈宝箴也命令全省各州县书院的学子阅读《时务报》。湖南成立南学会，创办《湘学报》、《湘报》，张之洞利用政治力量，推销《湘学报》于湖北各州县。自第十册起，《湘学报》刊载了关于孔子改制和鼓吹民权思想的文章，这使张之洞大为不满。他致电陈宝箴，说《湘学报》议论悖谬，饬局停发。他还告诫陈宝箴说，这件事“关系学术人心，远近传播，将为乱阶，必宜救正”，对湖南维新运动施加压力。
光绪二十四年三月，张之洞刊行《劝学篇》。翰林院编修黄绍箕以《劝学篇》进呈。光绪帝发布上谕称是书：“持论平正通达，于学术人心大有裨益，著将所备副本四十部由军机处颁发各督抚学政各一部，俾得广为刊布，实力劝导，以重名教，而杜厄言。”由于清廷的赞许，这本书风行海内。张之洞自言其书主旨在“正人心，开风气” 。所谓正人心，就是提倡三纲五常，维护君主专制制度，批判维新派的民权观。所谓开风气，就是学习西方办铁路、商务、矿务、学堂等，并没有超出洋务运动的范围，仍然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思想。
《劝学篇》的出版，受到守旧派的赞扬，遭到维新派的严厉驳斥。顽固派苏舆所编《翼教丛编》，收入了《劝学篇》中的几篇文章，并赞叹说：“疆臣佼佼厥南皮，劝学数篇挽澜作柱。”章太炎则毫不客气地批评《劝学篇》上篇，“多效忠清室语”，宣扬封建的忠君思想。维新派梁启超评论此书道：“挟朝廷之力以行之，不胫而遍于海内……何足道？不三十年将化为灰烬，为尘埃野马，其灰其尘，偶因风扬起，闻者犹将掩鼻而过之。”
在戊戌变法运动中，张之洞和维新派有较多的联系。他自己也是相当活跃的人物。
张之洞曾让陈箴推荐杨锐和刘光第。杨锐是张之洞的弟子和幕僚，到京后，与张之洞保持密切联系。后来杨锐、刘光第以四品卿衔任军机章京，参与要政。光绪二十四年闰三月，张之洞奉调晋京，因湖北沙市发生焚烧洋房事件，中途折回。八月，在慈禧太后发动政变前夕，陈宝箴奏请光绪帝速调张之洞入京“赞助新政”，但未成。日本伊藤博文游历到北京，对总署说：“变法不从远大始，内乱外患将至，中国办事大臣，唯张香帅一人耳。”不久，慈禧太后发动政变，杀害了“六君子”，百日维新失败。张之洞急电挽救他的得意门生杨锐而不得，为此，他深感痛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