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发现历史》读后感1000字( 三 ) 模式|中国|柯文|历史|西方|冲击

在一一批判性评价了以上模式后，作者提出了中国中心取向，尽量以中国内部的准绳取舍重要事件和变化，注重区域和地方史研究，区分不同阶层并注意下层社会历史，吸收其他社会科学的理论、方法和技巧——强调多科性协作。但这种中国取向也会招致一些批评，对西方入侵的沉痛记忆很容易让人怀疑，这种倾向究竟是不是为自我辩护或者是更加微妙的外国思想侵略？我想，在当今中国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话题，希望能学术的归学术、政治的归政治。
《在中国发现历史》读后感(四)：《在中国发现历史：中国中心观在美国的兴起》读书报告
1.介绍所读内容
“中国中心观”是在对冲击——回应、传统——近代、帝国主义三种流行的以西方为中心的研究中国近世史的模式进行批判的基础上建构起来的。
第一章中作者批判了冲击——回应模式，该模式认为在19世纪中国历史发展中起主导作用的因素是与西方的对抗，“西方扮演着主动的角色，中国则扮演者远为消极的或者说回应的角色”，最有力表达这一模式的是邓嗣禹和费正清合写的《中国对西方之回应》。柯文认为冲击——回应框架存在的问题一是谈到“西方冲击”时，人们往往忽视近代西方本身带有扑朔迷离、自相矛盾的性质；二是史家容易堕入的陷阱是在讨论“中国回应”时往往过分抽象化，并运用近代中国的太平天国运动、同治中兴、王韬等报人和清议、反对传教士等史实加以评说，最后提出应将中国历史概括为三个不同层带加以研究的概念。
第二章批判了传统——近代模式，该模式认为西方近代社会是世界各国的楷模，中国历史在西方入侵之前处于停滞状态，只有通过西方的刺激才能从“传统”社会演变为西方式的“近代”社会，列文森是这一模式的倡导者。柯文认为这一模式有三个问题，一是这种两份法迫使我们对现实只能严格地按两极来划分，排除任何中间的可能；二是历史能量是守恒的、两极对立的，近代因素的增加势必会助长传统因素的减少；三是这种模式采用整齐匀称的概念来描绘和解释根本上不匀称的现实。
第三章批判帝国主义模式，该模式的代表人物是詹姆斯·佩克和弗朗西斯·莫尔德，认为帝国主义是中国近代史各种变化的主要动因，是中国百年来社会崩解、民族受难，无法发展前进的祸根（或许可以将该模式理解为冲击——回应模式的深化或另一种表达模式）。关于这场模式的争论焦点主要集中在外国帝国主义的经济冲击，问题之一是将中国经济作为唯一重要的分析单位，另一个问题是将帝国主义概念应用在中国引起混乱，并且这个概念本身也比较模糊、不够准确（第270页），而且政治意味太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