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最近流行鲁迅说,为什么鲁迅说《生死场》鲜明和艳丽。( 二 ) _「知识分享」

鲁迅的序言实在像一个大动机包，此后所有的话语体系对《生死场》及其萧红文学的阐释，都只是角度的调整，侧重点的不同，论点几乎都可以追溯到这最初的阅读发现。无论强调斗争的民族国家的话语体系，左翼文学关怀民众的宗旨，以及推向极端的阶级论思维方式，女性主义的话语体系，都只是在细读的基础上，对鲁迅序言基本阐释动机的展开。鲁迅的序言是里程碑，在它巨大的影响之下，我们是否还有可为？
首先，我们实际上对鲁迅为《生死场》所作序言解读的并不深入，更多的印象来自陈陈相因的泛泛之谈。鲁迅对《生死场》的独特评价，主要集中于第二段的第二句话：
这自然还不过是略图，叙事和写景胜于人物的描写，然而北方人民的对于生的坚强，对于死的挣扎，却往往已经力透纸背，女性作家的细致观察和越轨的笔致，又增加了不少明丽和新鲜。
前两个句子有保留地说出了萧红的艺术特征，和胡风“散漫的素描”的批评一致，体现了左翼文学界奉行的现实主义美学圭臬的叙事原则，对《生死场》艺术探索的质疑。一直到1938年，聂绀弩在临汾或者是在西安和萧红的谈话，都重申着这一观点。在鲁迅的时期，萧红还感动于他的赞誉，鲁迅却告诉她：“那序文上有一句‘叙事和写景胜于人物的描写’ ，也并不是好话，也可以解作描写人物并不怎么好。”④这和胡风“每一个人物的性格都不凸出，不大普遍，不能够明确的跳跃在读者面前”，属于同一美学范畴中“典型人物中的典型性格”的评价体系。到了西北时期，萧红已经自觉地抵制这一小说学的圭臬，对聂绀弩首次表达了自己对这一现实主义美学原则的反抗，以为“有各式各样的生活，就有各式各样的小说”⑤ 。但是，鲁迅无疑说出了她的基本艺术特点，就是画面感和色彩感，显示了精深的鉴赏力。
萧红早年生活在五方杂处的国际化大都会哈尔滨，深受二十世纪初感觉主义等世界前卫思想和先锋艺术的浸润，一生梦想着到巴黎去学画，加上以镜头为媒介的电影艺术的熏陶，叙事和写景的手法自然别具一格。而早期左翼作家接受的主要是古典现实主义以人物为中心以性格为标志的艺术理念，而且是以社会学、政治学与阶级论为主要的思维表达范式，人和自然的关系很少进入他们的文学主题，萧红的叙事则一开始就建立在人和自然的关系上。左翼文艺思潮的偶像级人物、德国表现主义版画家珂勒·惠支与她的创作，作为一个重要的泛文本背景，内化在《生死场》的叙事结构中，从内容到形式都影响明显。《生死场》的前半部以抗租为情节的高潮，李青山们聚义的组织叫镰刀会，从反抗开始到失败告终。这和珂勒·惠支的组画《农民起义》的结构几乎形成对文的关系，连工具都是农具，只是长柄的大剡镰换成了小镰刀；德国石柱圈门的民居，也置换在赵三家的东北乡村农舍中。倒反天戈的王婆，除了称谓所联系的古代中国文化中儒家妇道规范之外的女性文化符号之外，另一个重要源头是《农民起义》中第五幅《反抗》中农民起义女首领的形象，而且这个形象取自德国农民起义的历史人物“黑色安娜” ，也是一个农妇。而女人和孩子更是珂勒·惠支版画反复表现的主题，王婆在《生死场》中前后失去了三个孩子，更是对珂勒·惠支的经典名画《献祭的母亲》悲痛主题的强化。而且《生死场》里表现的人物大都属于巴赫金所谓“集体的性格” ，完全溢出了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的社会学范畴，王婆是富于反抗的女性集体的性格，金枝是命运悲惨的出轨女性的集体性格，麻面婆则是乡村逆来顺受的传统女性的集体性格，三个女性代表了三种文化性格的类型，是超越地域，也超越阶级的。其他诸如李青山是见多识广的民众领袖的集体性格，二里半是保守农民的集体性格，等等。这样自觉的借鉴与表现的需要，自然使《生死场》的人物既带给前辈作家“明丽和新鲜”的审美冲击，又引起他们的犹疑，如聂绀弩转引的时评所谓“面目不清、性格不明” ，正是萧红追求的集体性格的美学效果，一如契诃夫笔下大量人物的“没有性格的性格” 。鲁迅是极少写景的，胡风是诗人兼理论家。前者虽然有美术的兴趣与修养，但是写作小说的时候，更多是借鉴中国古代戏剧简约象征的表现形式。后者则基本是以主观战斗精神为文学理想，不会深入细致地体会萧红的艺术追求，强化时代需要的主题的同时，也曲解了萧红的作品。萧红一开始就把乡村溃败中租佃关系矛盾的激化置于现代铁血文明入侵的历史情境中，以农耕文化种群人与自然的依存关系为巨大的文化镜像，反衬出在现代铁血的机械文明挤压之下，历史动荡中的生命苦难。在《生死场》中，人有作为自然的奴隶的一面，也有和自然和谐相处的一面，王婆实在是一个乡村里的浪漫主义者，萧红特意表现她看到生机勃勃的夏日景象时由衷的喜乐。而且，金枝对城乡差别的感觉，除了空间景观之外，还有心理的不适：“我看哈尔滨倒不如乡下好，乡下姐妹很和气，你看午间她们笑我拍着掌哩!”田间地头的闲谈，邻里之间的互助，女性聚会的和美气氛，都和混乱、嘈杂、隔绝、冰冷的超自然都市环境，形成鲜明的对比，人与自然的依存关系跃然纸上，原有的苦难主要是文化制度的结果。农人有受“两只脚的暴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