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魈考残编》读后感1000字( 六 ) 山魈|文学|读者|作品|小说|作者

方岩，南京大学文学博士，中国现代文学馆第四届客座研究员。现为《思南文学选刊》副主编，辽宁大学文学院特聘教授。曾获《当代作家评论》年度优秀论文奖（2014、2017）、江苏省紫金山文学奖（2017）、唐弢青年文学研究奖（2020）等，著有评论集《第一本》（2020 ，北岳文艺出版社）
黎幺，创作小说，兼事翻译。著有长篇小说《山魈考残编》《从始至终》，出版短篇小说集《纸上行舟》，另有译作《东西谣曲：吉卜林诗选》。
方岩：黎幺兄，请简单介绍一下你的写作和翻译的基本情况。
黎幺：我是在大学时期，也就是二十一世纪的头一两年开始写作的，也是在那时才开始大量的文学阅读，尤其是，开始大量接触现代派的作品，而在此前，我是一个迷恋摇滚乐和动作电影的中学生，读过的严肃文学作品只有王小波，以及狄更斯和马克·吐温的一两部小说。和很多年轻的写作者一样，最初，我只写诗，对我来说，那是一种更为私人化的文体，为我应对最灿烂也最灰暗的人生阶段。那也是一种“乡愁”式的写作，从一个边陲小城到中国最繁华的城市，从一个方言区到另一个方言区，与空间的关系在一瞬间从亲密转为对立，可以说，我第二次经历了黑格尔意义上的“分离” 。那是一个极为艰难困苦的过程，此后的很多年里，我只能一点点收集自我的碎片，尝试着将自己重新拼合起来。这个过程也许到现在仍未结束。
大学毕业以后，我一直生活得比较挣扎，成了那种大城市的“囚徒”：白领，工作狂，光鲜而疲惫。2008 年，我重新开始写作，那时，我在一家巨型通信企业谋得了一个还不错的职位，生活状态稍稍稳定了些。对不起，我不该大段地进行这种回忆录式的剖白，以这种方式描摹的形象也必然是严重失真的，所以，到此为止吧。
2008 年我写了《挂在嘴边的人》（后来发表在《青年文学》杂志上，也收录在我去年出版的小说集《纸上行舟》里）。这是一篇五万多字的小说，作为一篇习作，篇幅是很大的。但对于那时的我而言，写作的意义仍然十分有限。不能说我完全没有文学野心或写作目标之类的东西，但它们十分模糊，完全谈不上自觉。这里所说的自觉关涉到一个极为重要的问题：我们为何而写作？必须抛除任何有关社会功能的考虑，因为那都是在文学的概念、作家的身份已经出现，并不断被填充、被变形之后才可能产生的。换句话说，我们不能以获得人们的认可为目标，因为这一目标在写作的行为之外；也不能以写出一篇好的作品为目标，因为作品的好或不好也是一个历史性的评价机制所定义的，这和第一个目标实际没有区别。这两者都不足以成为持续创作的动力，也不足以成为创作的指引。我不敢说，今天我已经将这个问题思考透了，但 2013 年写作的《山魈考残编》确实让我有了一定程度的自觉，可以说，对我个人，是一个分水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