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魈考残编》读后感1000字( 七 ) 山魈|文学|读者|作品|小说|作者

一些熟悉我的朋友知道，我在这部小说的第一个版本的开头曾以一幅手绘插图向米洛拉德·帕维奇的小说《哈扎尔辞典》致敬，虽然，事实上，直到今天我也没有通读过这部“辞典小说” ，但阅读《山魈考残编》的感受确实会与之相近，它也确实给过我重要的启发。就形式而言，《山魈考残编》与《哈扎尔辞典》的相似之处仅仅是同样有一个虚构的出版者所写的“出版说明”或“卷首语”之类的开篇，但这种形式其实不是后现代主义的发明，很多古典作品都早已采用过这种“伪书”的形式，比如《雄猫穆尔的生活观》，所以从结构来讲，它们的相似程度十分有限。帕维奇对我的真正启发在于，在匆匆浏览过几句之后，我发现，他的行文具有古代口头传统的特征，尤其是具有突厥语史诗的特征。这不是某种表面的，修辞学的或语言学的特征，而是关系到一些更为根本的东西：即兴的创作原则，激发想象力的方法，以及一种制造迷人的“意外”的能力。
总体而言，由于作品本身的不确定性（在未被书面化之前，同一诗人对同一诗作的每一次吟唱都会有很大的不同），以及创作和阅读的同时性（说与听的同时性），优秀的吟游诗人与他的读者（听众）一样，对每一个句子都充满期待，他必须不断地创造惊喜，这需要才能，更需要对“语言之神奇”抱有信念，需要冒险精神，也许最重要的是，他们需要将作品视为未知，需要将自我视为未知。小说大师契诃夫曾说过一句很奇怪的话，大意是“我的写作秘诀就是从不修改我的作品”（不知道我的记忆是否准确），这其实是一种接近吟游诗人的创作方式。
在《山魈考残编》前后，我阅读了多种文化传统中的史诗作品，有荷马和赫希俄德，有维吉尔和奥维德（某种程度上，他们是荷马和赫希俄德的变体），《摩诃婆罗多》和《罗摩衍那》的一些部分，《贝奥武夫》《伊戈尔远征记》《萨迦》等等，还有但丁和迦梨陀娑（西方和东方最为辉煌的诗人，书面语言的巅峰，但实际上却是口头传统的承袭者），以及弥尔顿和丁尼生等人的长篇叙事诗，后来一直扩展到《先祖阔尔库特书》《乌古斯传》《玛纳斯》等边缘传统中的口头叙事作品。从那时起，我便有意追寻“没有文学时的文学”（至少是与我们的理解极为不同的文学）和“没有现代主义时的现代主义”（比如公元五世纪的诗人迦梨陀娑在戏剧《沙恭达罗》——这部戏启发了歌德的《浮士德》——中首先让舞台监督和女歌手讨论如何开始这出戏，这正是我们在二十世纪后半叶才有定义的“元叙事”的技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