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魈考残编》读后感1000字( 八 ) 山魈|文学|读者|作品|小说|作者

当然，对于诸如“我为什么写作”或是 “文学究竟是什么”之类的问题，即使是这种年深日久的努力，也并不能直接通往答案，但正是这种无止境的追问让写作成为可能。也许，写作并非思想主导的行动，而是诞生于思想尽头的行动，应困惑的召唤而生。最重要的是，对于一个写作者而言，每一部作品都是一个全新的开始，他必须得天真地走上一条自己一无所知的道路，就像一个刚刚出生的婴儿，除了自身的勇气和毅力便无所依持。他一路惊呼，一路颤抖，一路期盼着魔怪和猛兽。
到这里，可以简单地说下我的翻译活动了。我翻译过英国诗人、小说家鲁德亚德·吉卜林的诗歌作品，起因是我的一位编辑朋友向我询问对于英美诗歌的看法，因为那时他正在编一套经典诗丛，想从我这里挖些选题。我跟他提到了我的观点（这个观点和之前提到的受口头传统启发的文学观念其实一脉相承）：那些处于“模糊时代”的作家——即那些生活在“现代主义”尚未清晰， “古典主义”早已失效的年代，并且有意识地利用这种模糊性来制造紧张感的作家——他们的作品对于现代文学理论而言，符号意义不明确，较难辨识，因此常常会遭到忽视，但他们往往是极为伟大的作家。因为要如激流中的磐石一般，在那个“意义的混沌”中立足，需要更大的力量和更高的才华。
重新审视这些作家的作品，有助于我们越过自身的局限，以一个更高、更广大的视角澄清文学的真正价值。我认为吉卜林是这一类作家中的典型，他的“模糊性”不仅体现在时间维度，也体现在空间维度（对于东西方文化，他几乎有着同等程度的理解和情感反应，这让他完全处在那种对峙与融合的张力中心），某种程度上，他甚至和我们——当代的中文写作者——极为相像。当然，他是一个伟大的天才，甚至比稍晚于他的艾略特和乔伊斯（两位矗立在现代主义浪尖上的大师）更为伟大，这是我要翻译他的另一个原因。好了，关于这个开放性的问题，我实在太啰嗦了，到此必须打住了。再多提一句：目前，我正在翻译欧·亨利和哈代的小说，他们二位也都多少具有上述的那种“模糊性” 。
方岩：之所以请你先介绍一下自己的基本情况，是因为你在我心目中属于“小众”作家。我理解的“小众”并非那种小圈子范围内的相互吹捧和各自沉醉，而是与某种可贵的写作品质相关：因为形式和内容的复杂性而带来的阅读和传播的门槛；而这种门槛并非来自刻意为之的故弄玄虚，而是打破审美惯性的创造性和建设性。比如，我经常跟朋友聊起你那部长篇小说《山魈考残篇》，它的片段曾发表于《花城》2017 年第 2 期，豆瓣上有全文，据说新的版本也将由后浪出版公司出版（注：目前后浪文学已出版）。这部长篇在结构上戏仿的是文献学学术专著的形式。通常说来，随着语言的铺展和篇目的增多，是描述对象意义增殖和明晰的过程。而这部小说恰恰把语言的积累和文献的增多，展现为意义逐步衰减乃至虚无的过程。这样的“虚构”所带来的那种阅读感受，是很难用简洁的语言向别人来传达的。别人必须沉浸在文本的思辨脉络中方能体会到其中的高明。这就回到了我刚才提到的“小众”“门槛”问题。因为，对于大多数读者而言，小说与故事性之间存在着天然的联系。请问，你是如何看待类似的问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