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贫困陷阱”( 五 ) “|贫困陷阱|”|

“贫穷陷阱”，是一个信息封闭的“囚徒困境” 。有人认为，“囚徒困境”说明市场失灵，即每人按照最大化原则行事，结果是最糟糕的。其实，“囚徒困境”环境中并不存在市场，因为信息被隔绝。
所以，突破“贫困陷阱”，首先就要打破信息封闭，开放市场，让信息、资本与人才自由流通。
在信息封闭的环境中，有时人们在其中很努力劳动，支付了很高的成本，却难以突破。班纳吉走访非洲贫困地区调查发现，只需花费小成本即可改善福利，但当地因信息不畅而无法获知成本更低的新技术、新产品及新方法。
比如，他们通过实验发现，在马里及肯尼亚只需要花费10美元购买蚊帐，即可降低虐病的传染，从而降低贫困发生率。10美元对于当地来说有些贵，但是他们却因虐病付出了更高的代价。
这就是班纳吉等人提倡的“边际改善” 。
早期广东这边的制衣厂、塑料厂，并不知道一河之隔的香港有更先进的机器设备及管理制度。改革开放之后，曾经逃到香港的那群人回到了家乡，他们带来了新的设备、工艺及制度。
在福建做公益活动时，我发现，受助贫困村的隔壁村，便是当地有名的富裕村。这一差异引起了我的好奇。询问当地村民才知，在民国时期，贫困村与富裕村展开了旷日持久的“土客之争” 。在大规模的械斗中，富裕村最后惨败，失去了土地，村民们不得不背井离乡。
多年后，一远走南洋的村民衣锦还乡，村民极为振奋，富裕村村民陆陆续续地便跟着他“下南洋”赚钱。这样，这个村逐渐富裕起来，被当地人称为“南洋村” 。
部分下南洋的村民返乡后便修起了碉楼等，花钱聘请了一帮专业队伍，再次与贫困村械斗。这次贫困村完败，村民们不得不往偏远的山里搬迁，越来越少与外界交往。此后，世世代代过着闭塞、安宁而贫穷的生活。
在南方省份，很多生意是依靠宗族的力量做起来的，比如潮汕人在深圳搞房地产，莆田人在全国开医院。最开始，一些人开拓这行生意，便将这一信息告知族人，凭借极低的宗族信任成本，其他族人也跟随前往开拓市场。
如此，信息便打破了过去封闭的宗族环境，引入了技术与资本，也改变了贫穷的面貌。
对于国家来说，打开国门，开放市场，信息流通，建设公共设施，引进外来资本，都有助于打破“贫困陷阱” 。
纳克斯的“贫困陷阱”忽略了一个前提，那就是外资的作用。改革开放后，80年代依靠港资启动市场，90年代开始，美资、日资、韩资以及中国台湾资本蜂拥而入。
在全球化市场中，即使最初国内收入及消费力不足，只要具备比较优势，如廉价劳动力及土地，外资便会进入。外资投资制造产品供应全球市场，随着本土工人收入增加，消费和储蓄便上升，进而又带动投资。如此便走出了“贫困陷阱”的死循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