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世纪政治思想史读后感1000字( 十 ) 中世纪政治思想史|读后感

神权和自然法碰撞后的第一次大综合产物是托马斯主义。托马斯阿奎那将事物的秩序（法）分为自然和超自然两种，两种秩序都是上帝的手笔，二者互为补充和谐共存。政治政府、公民、成文法这些在亚里士多德的文本中出现的概念对应着自然秩序的原则的运作，但由于二者都是上帝所造，所以上帝必能使自然秩序的原则适应于基督教的原则。通过一种精巧的安排，托马斯将新兴的概念嵌入到神权法的意识形态之中而避免二者的对立。但他的学说已经解释了自然法具有一定的独立性、有自己的原则和理论体系，这就为下一步自然法的分离打下了基础——“基督留给彼得的话不再是权力的唯一来源，权力统一存在于自然的社会群体即国家之中。”（p.180）
终于这一天还是到来了， 15世纪迎来了两位异端——巴黎的约翰和马西利乌斯，向教会发起进攻。他们用奥卡姆剃刀去掉了托马斯主义中神权作为自然法的补充的部分，直接诉诸人民主权理论（自然法的必然发展结果）。他们都很好地利用了亚里士多德和托马斯的理论，在巴黎的约翰看来，虽然自然也是上帝所创，但自然法一旦创立，人民则与世俗政权的关系更直接更密切，是人民的同意选举产生了统治者（“凭人民的意志”获得权力rex est a populi voluntate），因此人民也可以罢免统治者。正因如此，教会不应该干涉世俗事务而专心于教会治理。马西利乌斯则更进一步，指出“国家就是它自身的目的：它具有自我价值，不可能通过赋予上帝恩典来‘改善’ 。”（p.204）他认为只有人民，而非上帝，才是真正的立法者，所以政府权力来源于人民必须对人民负责。在这个基础上，神职人员并不因为其身份而具有特殊的地位，他们也是国家中人民的一员。有趣的是，在过去被教宗用来控制君主、使他们为其服务的观点“君王从不徒劳地佩剑”现在被置换了主人，被用以阐释君王佩剑以保卫人民不受教会干涉了。
自然法的理论兴起并不仅仅以亚里士多德的学说为养料， Walter在本书中指出，早在亚里士多德的回归之前，西欧社会已经在一种和该学说相适应的土壤下滋养发展了几个世纪。第一个和这种土壤有关的因素是封建主义。和罗马帝国自上而下的权力金字塔结构不同，封建主义从一开始便保留着日耳曼的部落民主传统，论辩和妥协在权力的运作过程中是必须的。作为一种政治现状，神权意识形态无法改变封建割据的事实，因而自下而上的政治观念至少在贵族阶层从来不曾被遗忘。第二个因素来自于教会本身的治理悖论，一方面，教会强调自身作为“圣彼得继承人”的神权合法性，似乎作为神的中介其存在乃必然，另一方面却不得不依赖于底层民众（自下而上）的供养（如征收什一税）和支持（如号召十字军东征）——“神的代言人已经提供了充分的证据，让人们去质疑他们自己的体制。”（p.212）第三个因素来自于经济的刺激和科学的进步。西欧在中世纪开始出现各种行业协会和民间团体，这些团体奉行自治原则，权力的产生和运作遵循朴素的自下而上方式；自然科学的进步则引入了实验科学和归纳推理等研究方式，使得传统的“从前提到一般”（类比于自上而下）的纯思辨逻辑推理不再垄断学术研究的方法论；社会分工使人们意识到人格的多重，由此宗教上谦卑的“臣民”概念无法再包揽一切，作为主权者的“公民”概念得以进入人们的视野。除此之外还有世俗王权的抗争，特别是政治角逐过程中脱颖而出的雄主不再满足于屈居教宗之下的地位，而传统的大帝国（如神圣罗马帝国）则可能在一两代强大的君主过后因后继无人而迅速衰落，政治版图的变化激烈地冲击着由教宗派所炮制的“世界帝国”秩序。对于新兴的政治实体而言，一个软弱的“罗马人的皇帝”既没有世俗的权威更没有受命于天的光环。随着地域主权的观念兴起，在身份逐渐平等的各国统治者看来，皇帝和国王并没有太大的区别，二者都不过在其统治地域内拥有最高主权， 14世纪的克莱门五世教令第一次承认了这种地域主权。当“罗马人的皇帝”这一象征着皇帝统治普世性的头衔也被教宗的教令所否定，它就不再对世俗君主拥有吸引力了。教宗的黄牌已经用尽，剩下的就是漫长的下坡路了。